高雄氣爆事件只是台灣自1970年以來全面發展工業，工安不安的冰山一角。當年決定產業發展政策的中央政府反應遲緩、在事件原由未明之前只想切割責任，讓地方政府直接承擔遠超過其預警、檢測與事後處理的能力。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的信任斷裂，讓整個高雄市民暴露在天災與人禍的雙重危機之上。高雄人的事的確是全台灣人的事，全台各地都承擔著如此工業發展思維的後果。

      從滿目瘡痍的現場以及面對化學災難時的茫然無所適從，不僅是需要專法與專責單位來統合預警、檢測與善後重建工作，也需要從產業層面來了重新思索未來台灣產業發展的調性。工安問題如此，金融、財政、環境乃至於福利政策亦復如是。為了加深制度運作的正當性基礎，更需要開放決策權，解放官僚行政決策的專斷，透過開放參與形成社會永續發展的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