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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佈:2025-07-02
正在川普總統關稅戰如火如荼展開之際,保護台灣汽車50年之久的汽車關稅,以及當初為了抑制奢侈品而設立的貨物稅,頓時間卻成為了民眾認為最該檢討改進的貿易障礙項目,社會氛圍幾乎有志一同批評著台灣汽車工業,並且對於購買便宜的進口車懷著相當高的期盼。
先說結論,假設台灣政府真的對「全球主要國家」汽車關稅和貨物稅都降至零,那進口車一定會便宜,但並不是越貴的車便宜越多,此外,是否會如大家想像的最多可以打到5~6折價,恐怕事情並沒有那樣美好 ! 若照目前許多車商在媒體透露的訊息來看,若雙稅率為零,比較常見的2000cc以上進口轎車,估計最多降價約在10%~15%,甚至很高的機率會更低,本文的結論和車商估計見解相同。
以下為求簡化討論,本文將用最基本的售價與成本之間關係來解釋降價的空間。重點基於調降「進口整車的關稅和貨物稅」的假設探討消費者恐怕會夢碎的原因;此外,以下也只針對2000cc以上進口車,不考慮其他車款,例如遊覽車、9人小巴等等,也不考慮零組件供應鏈的關稅是否降為零,因為這些類別必定折價會更少。
第一步 : 解剖經銷商的成本考量
汽車經銷商的訂價策略是個綜合多重因素的過程,不單只是「車廠定多少就賣多少」,而是一場結合供需動態、利潤空間、品牌競爭、消費者心理等等的一場博弈,所以同樣的車,在A經銷商和B經銷商往往會有不同的成本,這就導致價錢往往會有些許差異。
先從成本開始,就一台車從車廠到經銷商手上,在台灣,成本大致可以拆解成以下五個項目 :
a.進貨價車廠給經銷商的成本,假設也包含了運費、保險等費用
b.關稅 : 台灣對小客車整車進口關稅是
c.貨物稅 : 排氣量2000 cc. 為基準,以下是25%,超過則30%
d.營業稅 : 銷售價的5%,通常由消費者負擔
e.其他費用 : 包括廣告及管銷費用、改裝、選配物件、檢測等成本
從以上的分類,我們簡單假設經銷商只賣一種2001cc. 的車子,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簡單的成本計算公式 :
成本γ1 =[( 1.175*1.3*1.05)a + e]= 1.604a + e (未降稅率情況)
成本γ2 = 1.05a + e (若貨物及關稅為零)
成本差距 : γ1–γ2 = 0.554 a
大多數的人都會直接從這個公式來思考,所以會覺得,如果貨物稅和關稅都降至為零,那廠商的成本可大幅減少 0.554a,導致網路上有許多降價一半的盼望,可惜的是,這只是成本而已,廠商思考的其實是總利潤,這還與訂價策略有關。
第二步 : 剖析經銷商的訂價策略
其實大一經濟學通論非常實用,包括廠商的邊際利潤 (MR) 與邊際成本 (MC)等分析,後續還有產品的價格及需求彈性,以及討論完全競爭、寡占、獨佔等市場樣態,這些知識最後要討論的只有一個東西,那就是廠商利潤最大化問題,也就是在探討「訂價策略」。
在汽車的世界裡,我們必須先了解到,全球汽車的品牌雖然相當多,但嚴格來說,它並不屬於完全競爭市場,曾經有一句經典網路名言說明了一切 :「寧願在Audi上哭泣,也別在Toyota上放空。」很現實地,許多消費者就是會很主觀認為品牌代表的社會身分不同,或許有人會反駁這市場還是有競爭關係存在,的確,但同級車款仍然存在不少價差,這個差異性能,更多來自品牌價,而這樣的競爭方式,在經濟學裡我們稱之為「獨占性競爭市場」: 一個介於完全競爭和寡占市場之間的不完全競爭模式。
所以,根據汽車市場的這項特性,經銷商訂價不可能貼近於其成本,而是有主要以下4個變數需要考量 :
f.品牌價值:經銷商會考慮品牌定位
g.銷售關係:經銷商和車廠之間的成本和利潤
h.競爭強度:每台車的競爭對手數量不一,若無對手,則價格越僵固
i.需求彈性:汽車並非日常生活用品,景氣好壞或貸款策略等影響甚大
品牌價值就是車商給自己的定位。很多精品名牌服飾成本其實並不高,但一旦印上了 LV、Gucci 等LOGO,那價錢就不同凡響。汽車也有一樣的狀況,不會因為進口成本變便宜了,就輕易打破品牌價值來訂價。銷售關係比較複雜,其實我們一般人無從得知每台車的真正進貨成本,所以無法得知經銷商與總公司之間的利潤分配方式,而且並非每間經銷商同一車款利潤都是一樣,但這會影響經銷商訂價策略。
在這幾個變數之中,需求彈性是最重要的,但也最難預測。除了景氣好壞會有直接明顯的影響,其他包括融資方案、租賃方案等都會影響需求,而需求就是決定價格的關鍵因素,市場一直是由供需所決定。另外一個值得注意的是,這四個變數都與市場競爭有關,雖然一個品牌可能同時會有好幾個經銷商,也可能會有水貨市場,但這些經銷商的數量並不多,汽車相關商業同業公會往往也會阻止同行之間惡性競爭行為,所以常常對於售價會有一定的「默契」範圍,某車行刻意壓低車價來出貨的可能性並不高。
根據上面步驟一和二,假設有一個訂價函數 Y (f,g,h,i),每台車的淨利是π,另外假設銷售量受訂價影響,我們可得到需求函數 Q(Y),所以廠商的總利潤R為 :
R1= Q(Y1) · π1 = Q(Y1)·[Y1 (f,g,h,i) - 1.604a– e ](未降稅前)
R2= Q(Y2) ·π2 = Q(Y2)·[Y2 (f,g,h,i) - 1.05a – e ] (稅率皆降為零)
廠商追求 MaxR = Q(Y)·π
第三步 : 逐步分析降價結構
理論上,訂價越低,理應銷售量會上升,所以當關稅和貨物稅都調降為零時,訂價Y如果也同樣幅度下降,在毛利π不變的情況下,我們直覺會認為廠商應當可以維持原來的總利潤,但其實有幾個關鍵問題必須思考 :
1.進貨成本a是多少?
從上面公式來看,稅率調整前後的成本差距是 0.554a,我們一般人直覺都會用車子本身的訂價來思考,例如訂價Y=100萬的車,稅率變成零之後,理當可以打個5折左右(0.554a),但實際上a是指進貨成本,這只有車商才知道。換句話說,當a越小,折價空間就越小。
舉例來說,150萬的車款,如果進貨價a = 70萬,那降稅之後車商成本大約可以省38.8萬(0.554*70),假設經銷商這38.8萬全部回饋,大約也是打 75折 (40÷150)左右,所以不可能跟著稅率調降幅度同比例減少。
案例一、進貨成本越低,折扣越少
訂價 Y |
進貨成本 (a) |
降稅前總成本(1.604*a) |
降稅後成本(1.05*a) |
折讓金額(0.554*a) |
折扣 (約) |
---|---|---|---|---|---|
150 |
60 |
96.24 |
63 |
33.24 |
78 折 |
150 |
70 |
112.28 | 73.5 | 38.8 |
75 折 |
150 |
80 |
128.32 |
84 |
44.32 |
71 折 |
事實中,因為稅率的關係,台灣進口車輛的進貨成本(CFI)大多低於訂價 1/2,也就是說,假設其他成本因素通通不考量,2001cc以上的進口車在稅率降至零的情況下,大多數車款至多約 75折而已,但現實並不會如此理想,還有很多要考量。
If Y ≧ 2a,
廠商折讓全部稅務金額 0.554a
折扣比例 : 0.554a / Y ≒ 73%
2.必須考慮管銷成本和選配改裝費用等增加 :
管銷成本是一固定的成本,常常在討論的時候被忽略,但車商的廣告費、裝潢、人事費用往往也是成本墊高的主要原因,羊毛終究要出在羊身上。
我們以和泰汽車為例,根據其財報,近兩年平均營業費用約為190億台幣左右,旗下三個品牌包括國產和進口,近兩年平均銷售約 16萬台,平均一台車的營業費用約莫近12萬元。再以汎德永業為例,其近兩年營業費用約為40億台幣,旗下三個進口車品牌約總銷售2.5萬台,平均一台車的營業費用約莫16萬元。值得一提的是,因為租金、薪資等年年上升,經銷商營業費用其實呈現相當快的上漲趨勢,和泰汽車在2020年的營業費用約為140億,而汎德則是34億。
事實上,營業費用差別最大的就是廣告行銷,經銷商不會真的用平均單價的概念去思考每台車款,因為有些熱銷車款的廣告費用會比較高,而有些少量特殊市場未必需要大量投放廣告,換句話說,熱銷車款的營業費用估算可能會因為廣告的關係而達到更高的水準。我們以上述案例一來看,若降稅可以打75折至8折,但很有可能因為管銷費每年增加,以致無法完全回饋給客戶,所以最低75折的想法幾乎是不可能實現。
選配改裝等費用也是負擔,一方面,車輛進口到台灣必須符合台灣的檢測法規和客戶習慣,等於是外國車商必須為台灣客製化一些項目,例如美國的車窗很多還是保留手搖,但進口到台灣就必須改成電動窗,其他像是車用電腦的中文版也是客製化的一環。這些費用都不是經銷商吸收,而是會轉嫁在售價上;此外,選配也是一門學問,顧客多少都會增加一些配備而不是買空車,這些選配方案,經銷商並不會用成本價算給顧客,裡頭都隱含許多額外利潤,
甚至也很有可能直接配送,將價格加在售價上,這些都是經銷商調整售價的一些小方法。
3.最重要的是,市場需求如何衡量 ?
從上述總利潤公式我們可以發現,需求絕對是整個降價結構最為關鍵重要的考量。嚴格來說,廠商追求利潤最大化,成本從 A降至到 B,如果需求量一樣,那廠商會有動機跟著調降訂價嗎 ? 除了經濟學中的價格僵固性可以解釋之外,生活中,台灣早餐店歷經雞蛋荒之後仍然不願降價也是一個好例子,因為雞蛋降價不會帶來顧客變多,那何苦要委屈自己的總利潤 ? 台灣的汽車經銷商也會面臨一樣的問題。
從上面的總利潤R公式中,我們可以發現廠商,如果需求量都不變的情況下,π2>π1 才能符合利潤最大,也就是在降稅π2的公式中,經銷商定價Y不可能同降稅幅度減少。
這很不直觀,因為理論上,降價一定會讓需求上升,而且同降稅比例調降價格,利潤保持一樣且銷售量上升,經銷商一定會賺錢,尤其像是比較入門的進口車款會大舉吃掉國產車市場,例如Camry。
事實上,降價和需求並不是成線性的反比演進,每台車的市場結構也非常迥異,難以一概而論,經銷商也未必能夠精準掌握,而且關鍵在於利潤最大化的問題。這裡我們延續用案例一的概念來製作一個調降價格的總利潤表,最低售價就是稅率調降幅度,可以清楚發現經銷商不會按同比例減少。
表二、評估案例一的廠商降價後總利潤
售價 Y |
進貨成本 (a) |
稅務成本1.05a |
廠商利潤 (平均π) |
銷售量 Q |
整體利潤 R |
---|---|---|---|---|---|
150 (降稅前) |
70 |
112.28 | 37.72 |
100 |
3772 |
140 (降稅後) |
70 |
73.5 | 66.5 |
105 |
6983 |
130 |
70 |
73.5 | 56.5 |
111 |
6271 |
120 |
70 |
73.5 | 46.5 |
118 |
5487 |
111(全折讓) |
70 |
73.5 | 37.72 |
150 |
5580 |
上述表二是對於經銷商較為有利的極端設計,假設價格越低,銷售量邊際成長率越高,並且忽略其他成本,所以在全部折讓後的價錢下,銷售量預計上升達到150台。但仔細觀察後可以發現,利潤最大化其實是在售價 140的時候,如果經銷商要在最低售價111時,同時達到利潤最大,則是要賣出 185台。
事實上,小客車市場的需求彈性並不大,上述案例假設150台,其增幅比例已屬極端,如果我們再考量進貨成本、其他管銷費用、改裝、檢測費用等,稅務調降後能夠折扣的區間,對照許多車商估計最多降價約在10%~15%,其實相當合理。
現實比你想得更殘酷
以上分析我們大致可以先得到幾個推論 :
1.除了稅務成本,廠商還有很多成本要考量,廣告費用影響也很大;
2.廠商一定是追求利潤最大,對於需求的預測,才是決定降價幅度的關鍵;
3.車款越小眾,因需求彈性非常小,越不容易折價;
4.理想狀態下,最多折讓 10%~15%,應當是合理的範圍;
不過,目前都只是停留在經銷商的成本變動因素來討論,現實世界中,還有很多政策等外在因素必須思考。
2012年台灣曾經因為中國在全球搶購嬰兒奶粉導致價格飆漲,政府刻意調降關稅,從原本的5%或12%直接降為一半,但根據報導,每個品牌降價程度不一,有些甚至沒有降價,平均一罐嬰兒奶粉大約降價 6~15元不等,不到 1%的幅度,當時還引起財政部向業者各種道德勸說,仍然沒有效果;2025年,台紐FTA對於乳製品的寬限期結束,紐西蘭乳製品輸台完全零關稅,紐西蘭是台灣最大宗的乳源,但市售各種產品幾乎沒有降價;最後,2020至2022年,台幣升值幅度達12%,但這段期間汽車因COVID-19疫情各種運輸及生產影響,並沒有車款降價。
經濟學對於商品價格僵固性有許多討論,現實生活中也印證了這樣的定律,這不是誰對誰錯的問題,市場本是你情我願。所以,對車商而言,就目前國際局勢和國內情勢來看,恐怕還有很多變數要討論,經銷商面對這些情勢劇變,在價格調整上,必定會更趨保守。
一、川普帶來美國製造業通膨
川普的MAGA大計畫至今尚未落幕,到底美國會對其他國家課徵多少關稅仍然不得而知,但唯一可以確定的是,對於所有進口商品,至少都會有10%以上的關稅,不僅如此,包括船舶運輸費用也要課稅。美國並非具有製造業成本優勢的國家,其汽車產業許多零配件相當倚賴國外進口,川普雖然企圖透過調降所得稅、壓低利息和美元匯率、壓低油價等方式來讓製造業避免關稅壓力,但這些措施都有時間和範圍的限制,並不是長期趨勢,汽車產業成本上升最主要還是會受到關稅影響,此外,川普致力於減少境外勞工,這也會讓企業人事成本大幅上升。日本和歐盟也有通膨的壓力,種種跡象都顯示,即便台灣降低了稅務,未來汽車進價成本還是會上升,舉例來說,很有可能,未來新的Camry和今年款的價錢仍然相同,這就可以算是變相的降價了。
二、國內交通與生活環境負荷問題
隨著半導體業的高度成長,台灣近年來購買進口車的能力也節節上升,2016年至2024年進口車數量占全年銷售量從36.7%上升至48.2%,與此同時,在籍車輛數也從460萬上升至740萬,這也讓台灣整體生活和交通環境出現嚴重失衡,不僅高速公路並不高速,而移動車輛帶來的汙染源也相當嚴峻。這些狀況並不會讓執政者鬆綁各種車輛進口門檻,例如排氣檢測、燈光設備等,將會一步步墊高車價,同樣地,這也會影響執政者思考稅務的取捨。簡言之,台灣地狹人稠,以價制量是必須思考的議題。
三、稅務與公平正義的取捨
面對川普,目前財政部確實是有調降稅率的檢討,但有三個問題還有待釐清 :
a.針對整車關稅還是包括零組件 ?
b.關稅和貨物稅要降多少 ? 是否擇一降 ?
c.關稅部分是不是只與美國簽協議,只針對美國,不針對其他國家 ?
本文所舉的例子是假設關稅與貨物稅全部減免,而且針對全球,並不是只有針對美國,如果上述四個問題有一項不符合文章假設,那汽車降價幅度更會遠比預期落差甚大。特別是按照目前財政部所釋放出來的訊息,傾向調降貨物稅而非關稅,那國內的汽車也能降價,進口車降價幅度可能不若國產車,恐怕難以達到替代效果,那經銷商願意降價的空間將相當有限。
最後,我們更必須站在高處思考,失去的貨物稅和關稅,會不會影響國家對整體公共財的提供 ? 按照財政部的說法,若整車進口關稅為零,關稅稅損大約是600億,貨物稅稅損為 800億,總計1400億的稅損可能無法讓民眾感受到降價的喜悅,反而還要承擔政府提供公共財的數量與品質,可能影響的是健保、公共運輸、道路、綠能發展等等,並且預計還會造成8萬國內汽車業勞工的轉型。最後,稅損所產生的利潤大部份會讓經銷商拿去,這樣的結果真的好嗎 ?
的確,關稅和貨物稅都有檢討空間,也確實這50年來台灣扶植國內汽車是失敗的,但並不需要獵巫,因為巫婆就算被除掉了,整個市場改變可能也未必如想像中的美好。稅務的討論相當複雜,並不是單單有沒有資格再受保護這樣的角度來思考。
總結來說,對於降價夢還是要務實一點,降稅機會很高,但樣態很多,最有可能的結果就是,車價稍微降了一些,但過幾年後,隨著物價上升或者經銷商一些行銷策略,同款車價又回到了高點,就像奶粉,久而久之就沒有人再吵著要降價了。
作者 張昱謙 為前經貿談判辦公室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