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緒論

東亞社會正同時面臨快速高齡化、少子化與就業型態分化的結構性變遷，使公共年金與職域性（就業導向）年金制度成為維繫老年經濟安全的核心機制。然而，性別不平等在退休前的勞動市場（薪資差距、非典型就業、職涯中斷）與家庭分工（照顧責任不均）中長期累積，往往會在退休後以「性別年金差距」（gender pension gap）的形式被制度化放大，進而提高女性老年貧窮風險與對配偶／家庭的依賴程度（Arza, 2015；Ginn, 2003；Price, 2007）。在此脈絡下，釐清不同制度設計如何透過「受給人數（件數）」與「給付金額」兩個面向形塑性別差距，不僅關涉代間與性別正義，也與年金制度的社會可接受性與長期永續密切相關。

更進一步地，東亞福利國家的制度傳統常被描述為「生產主義福利資本主義」（productivist welfare capitalism），其社會保險與退休保障多與就業身分、薪資與生產活動緊密連結，社會政策經常被置於經濟成長目標之下（Holliday, 2000）。在此政經結構中，若女性在就業參與、薪資水準與累積年資上處於相對不利位置，職域性／所得相關型年金就更可能把性別差距轉譯為退休後的「制度性不平等」（Holliday, 2000；Price, 2007）。同時，各國制度內部亦存在會影響女性工作選擇與保險身分的誘因機制：例如日本在稅制與社會保險設計上形成的「配偶扣除」與所得門檻，可能促使已婚女性集中於門檻附近的非全時工作，長期而言壓縮其繳費年資與所得基礎，並影響年金權益的累積（Yokoyama & Kodama, 2018；Kitao &Mikoshiba, 2022）。

就比較研究而言，台灣、日本與南韓都屬於以社會保險為主體、且與就業連動程度高的退休保障體系，但制度演進與勞動市場性別結構各不相同。台灣以勞工保險老年給付為重要的就業導向公共年金來源，其制度變遷與給付型態（一次金與年金化選擇）使其成為觀察「給付型態—性別差距」關係的關鍵案例；既有研究亦指出，不同退休金制度設計會導致性別差距程度差異，且年金化方案可能呈現「性別差距較小但給付水準較低」的政策張力（Chen & Chung, 2008；Chen, Hsu, & Weiss, 2015）。南韓方面，國民年金制度的性別差距與女性較短的繳費年資、較弱的勞動市場連結等因素密切相關，並已成為政策討論與制度改革的重要議題（OECD, 2022；Lee, 2023）。

然而，現有文獻在衡量性別年金差距時，多以「平均給付金額（例如平均月額）」作為核心指標，較少在同一分析框架下，同步處理「受給人數（件數／受給權者數）」與「給付水準（金額）」兩個面向，因而容易忽略一個關鍵事實：總體資源分配的性別差距，往往同時來自「誰能領（或領到的人數多寡）」與「每人領多少」。在就業導向年金中，這兩條機制可能方向一致（男性人數多且每人領得多），也可能相互抵銷（男性每人領得多，但女性受給人數更多），導致僅以單一指標難以準確判讀制度的性別效果。本研究據此提出一個可操作的雙構面衡量：以「男性／女性給付金額比（M/F amount ratio）」捕捉給付水準差距，以「男性／女性受給件數比（M/F case ratio）」捕捉受給覆蓋差距，並進一步以兩者的交互關係理解總體分配格局。

基於本研究彙整之官方統計序列（台灣勞保老年給付、日本厚生年金、南韓國民年金老齢年金），初步即呈現上述「雙構面」的重要性：以2022年為例，台灣勞保老年年金呈現男性／女性平均月領金額比約為1.14，但男性／女性受給人數比約為0.85，亦即「男性每人領得較多」與「女性領的人數更多」同時存在，兩者相互抵銷，使得總體金額分配更接近性別均衡。相較之下，日本厚生年金在同年呈現男性／女性平均月額比約1.56、受給權者數比約1.96；南韓國民年金則呈現男性／女性平均月額比約1.89、受給者數比約1.66，顯示在日本與南韓兩者中，男性在「受給人數」與「給付水準」上多呈同向優勢，但幅度與組合並不相同。這些描述性證據使得「台灣的職域性年金性別差距是否小於日本？日本是否小於南韓？」成為一個可被精確檢驗、且答案可能依指標面向而異的實證問題。

因此，本研究的核心研究問題聚焦於：第一，台灣職域性（就業導向）年金在「金額差距」與「件數差距」兩個面向上，是否整體上小於日本？第二，日本是否在相同兩面向上均小於南韓？抑或僅在其中一個面向成立？第三，若跨國排序在「金額差距」與「件數差距」上出現不一致，其背後的制度與勞動市場機制為何（例如：就業／保險覆蓋、非典型就業比例、配偶誘因、衍生權益與遺屬年金安排等）？透過這樣的設計，本研究不僅比較「差距大小」，也比較「差距來源」，以避免把制度效果簡化為單一指標的高

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在於，將性別年金差距從單一的「平均給付差距」推進為一個同時包含「給付水準」與「受給覆蓋」的雙構面架構，並將其置於東亞生產主義福利體制與性別化生命歷程（gendered life course）的交互作用下加以解釋（Ginn, 2003；Holliday, 2000；Arza, 2015）。此一架構可更細緻地回答：某國「看似」性別差距較小，究竟是因為女性每人領得較接近男性，還是因為女性受給人數更多、抵銷了每人金額落差？抑或兩者皆改善？政策貢獻方面，本研究可為三地提供「對症下藥」的改革指引：若差距主要來自受給覆蓋（件數），政策重點可能在於提高女性繳費年資的累積（照顧期間投保／繳費抵免、非典型就業納保、保費補助等）；若差距主要來自給付水準（金額），則需回到薪資與投保薪資基礎、以及給付公式中的再分配設計（最低保障、遞增替代率、遺屬與配偶年金安排）以降低性別化勞動市場不平等在退休後的放大效果。對日本而言，涉及稅制與社保門檻對女性勞動供給的誘因扭曲；對南韓而言，則涉及女性繳費年資不足與衍生權益依賴；對台灣而言，則可藉由一次金與年金化資料的對照，評估給付型態與納保結構如何共同影響性別差距與總體分配結果（Yokoyama & Kodama, 2018；Kitao &Mikoshiba, 2022；OECD, 2022；Chen & Chung, 2008）。

貳、文獻探討

本研究聚焦於東亞三國（台灣、日本、南韓）職域／所得相關年金之性別差距，並將「差距」明確拆解為兩個可比較的面向：(1) 件數差距（case gap）：男性受給者數 ÷ 女性受給者數；反映制度涵蓋與資格取得（coverage/eligibility）的性別不均。(2) 金額差距（amount gap）：男性平均月領額 ÷ 女性平均月領額；反映給付公式如何將終身薪資與投保（contribution/earnings histories）差異轉譯成退休所得不均（Ginn, 2003；Arza, 2015）。此種「雙維度」拆解，與性別福利國家研究的核心命題一致：社會權利的取得基礎（以個人就業為本或以家庭／依附為本）會系統性影響女性在老年社會保障中的位置（Lewis, 1992；Orloff, 1993；Sainsbury, 1996）。同時，在東亞「生產主義福利」脈絡下，社會政策往往與勞動市場地位緊密耦合，容易把性別化的就業結構（正職/非典型、斷裂職涯、薪資差距）直接映射到年金權益（Holliday, 2000）。

一、本研究論點

在此概念框架下，本研究提出三個研究問題（RQ）及其對應論點（Proposition）。

RQ1：台灣職域年金的性別差距（件數與金額）是否小於日本？

論點一（P1）：相較日本厚生年金，台灣（以勞工保險年金化老年給付為代表）的性別差距在「金額」與「件數」兩面向皆可能較小。就金額差距而言，台灣勞保年金的平均月領額男女差距相對有限（以本研究彙整資料觀之，2022年男性平均月領額19,456元、女性17,082元），顯示薪資差距雖存在，但透過投保上限、給付設計與制度成熟度，差距可能被部分「鈍化」。此外，台灣學者亦指出調整平均投保薪資計算口徑可提升給付公平性並改善性別差距，暗示制度仍具可修正空間（Chen & Chung, 20）。就件數差距而言，台灣勞保年金受益人數在2013年後呈現女性多於男性（例如2022年男性受益人數713,902、女性836,283），顯示受益人結構較接近性別人口結構，亦可能反映女性壽命較長、制度涵蓋較廣等因素。

RQ2：日本相對南韓的性別差距是否較小？是否會因「件數」與「金額」而出現不同結論？

論點二（P2）：日本相對南韓在「金額差距」上可能較小，但在「件數差距」上未必較小，甚至可能更大。日本厚生年金為「二層架構」（基礎年金＋報酬比例年金），且具一定程度性別差距；相對地，南韓國民年金的給付高度依賴保險期間與所得，若女性平均保險期間較短、所得較低，則金額差距容易被放大。南韓研究亦指出保險期間與所得差距持續造成女性老年保障劣勢（An, 2010；OECD, 2022）。然而，在件數（受益人數）層面，日本的職域年金與勞動市場二元結構、以及「被扶養配偶」類別安排，可能使相當多女性未能在厚生年金累積完整權利，轉而以其他制度（如國民年金、遺屬給付）取得保障，導致厚生年金「受給權者」性別結構更偏向男性（Inagaki, 2014；Kitao &Mikoshiba, 2022）。本研究彙整資料亦顯示，2022年日本厚生年金的男性/女性受給權者比值約1.964、平均月領額比值約1.563；而南韓國民年金在2022年的男性/女性受給者比值約1.659、平均月領額比值約1.887。這種「金額差距日本較小、件數差距日本較大」的交錯格局，正是本研究欲釐清的核心。

RQ3：為何跨國比較的性別差距排序可能在「件數」與「金額」兩個指標上不一致？

論點三（P3）：性別年金差距具有多維度本質；若不區分「誰能領」（件數）與「領多少」（金額），跨國比較容易出現互相矛盾或不可比的結論。女性在福利國家的權利來源若部分來自「依附／衍生權利」（例如遺屬年金）、卻同時強化性別分工與依附關係（Sainsbury, 1996；Arza, 2015）。以就業連結（employment-based entitlements）而言，則女性因職涯中斷與薪資差距而在金額上更弱勢，且若涵蓋門檻高，件數差距也會同步擴大（Ginn, 2003；Lewis, 1992）。

二、論點相關佐證研究

（1）論點一（台灣差距小於日本）

支持論點一的文獻多從「制度設計如何連結勞動市場性別不平等」切入。台灣研究顯示，老年給付的性別差異與薪資、職涯型態密切相關，但不同制度之間差距程度不一；在制度可調整的條件下，透過給付計算與平均投保薪資口徑的設計仍可能改善性別公平（Chen & Chung, 2008；Chen & Chung, 2019）。相對地，日本文獻長期指出厚生年金的性別差距與「男性養家者模式」以及制度性誘因相關，例如被扶養配偶制度與稅制安排對已婚女性勞動供給與保險參與的影響（Inagaki, 2014；Kitao &Mikoshiba, 2022），並且在年金議題上形成代間公平與性別差距交織的政策難題（Takayama, 2013）。

反對或保留論點一的觀點主要來自兩類：(1) 指標層面的質疑：若以「平均月領額」衡量，日本厚生年金的性別差距未必在所有時點都顯著高於台灣；且日本存在基礎年金與遺屬年金等「衍生權利」，可能在整體老年所得層面降低女性貧困或縮小部分差距，但這是否可被視為「性別平等」仍有規範性爭議（Sainsbury, 1996；Arza, 2015）。(2) 勞動市場結構的反作用：即使制度設計具有調節空間，只要薪資差距與非典型就業高度性別化，仍可能使台灣在金額上維持男性優勢、或在「未納保／低投保」群體中形成隱藏差距（Chen & Chung, 2008）。

（2）論點二（日本相對南韓：金額差距較小但件數未必較小）

支持論點二的文獻可分為兩條脈絡。第一，關於南韓，研究普遍指出國民年金制度的性別差距根源於女性較短的保險期間、較低的投保所得與不連續就業，導致女性平均年金顯著偏低；OECD亦指出南韓女性平均年金約比男性低許多，且性別年金差距在國際比較中屬高位（An, 2010；OECD, 2022）。第二，關於「件數」差距，日本厚生年金的性別不均可能因制度與稅制對已婚女性就業選擇的影響而被放大；而南韓在擴大年金涵蓋與推動制度成熟的過程中，女性納保與受益人數可能提升，使件數比值相對下降。南韓研究報告也呈現男女受領率與保險期間存在顯著差距，但同時指出改革與制度運作對性別差距具關鍵影響（Lee, 2023）。

反對或保留論點二的觀點主要集中在「跨國指標可比性」：OECD（2022）以特定口徑（通常是整體退休所得或平均年金收入）衡量時，指出南韓的性別年金差距雖高，但日本在某些統計下甚至更高。這意味著若研究未拆解制度層次（職域年金 vs 國民年金）、給付類型（老年 vs 遺屬）、以及母體（所有老人 vs 受益者），就可能得到與本研究指標相反的排序（OECD, 2022）。另有研究提醒，制度改革（如分割年金權利、照顧／生育期間認列）可能在中長期改善女性權利，但改革成效與制度設計仍需實證追蹤（An, 2009）。

（3）論點三（差距排序在件數與金額間不一致）

支持論點三的文獻在理論上相當一致：以性別福利國家理論觀之，年金權利的取得基礎（就業/家庭）與給付設計（所得連結/再分配）會在不同面向上產生不同的性別效果：就業連結更強通常放大金額差距；衍生權利可能提升女性受益人數或降低貧困，但也可能固化依附（Lewis, 1992；Orloff, 1993；Sainsbury, 1996）。年金研究也強調生命歷程累積（薪資、保險期間、職涯中斷）的重要性，指出「平均金額」只是結果之一，若忽略制度涵蓋與受益人結構，容易錯判性別平等程度（Ginn, 2003；Arza, 2015）。

反對或保留論點三的觀點多來自實證操作：部分跨國研究偏好使用單一綜合指標（如整體退休所得的性別差距），以便比較並連結貧困風險；此作法的優點是可直接對應福祉結果，但缺點是難以追溯差距究竟來自「受益人結構」或「給付水準」，也較難回推具體制度改革路徑。這也是本研究欲補強之處。

綜上，現有文獻對「哪一國性別年金差距較小」常出現不一致結論，關鍵原因在於：
(1) 指標口徑差異（平均退休所得 vs 特定制度受益者的平均給付；是否納入遺屬年金/基礎年金）；
(2) 制度層次混合（職域年金、國民年金、最低保障）；
(3) 未同時拆解件數與金額，導致排序可能互相矛盾。以本研究彙整之三國資料為例，2022年日本厚生年金的「件數比」(1.964) 明顯高於南韓國民年金 (1.659)，但「平均月額比」(1.563) 又低於南韓 (1.887)；台灣勞保年金則呈現女性受益人數多於男性、而平均月額男性略高的「交錯」結構。這種結果本身即指出：若不分解兩個維度，將難以提出一致的比較結論與政策含意。

三、本論文論點的理論論證基礎與機制

本研究在文獻基礎上提出三項可檢驗的機制（mechanisms），用以支撐前述三個論點，並直接回應附檔所呈現的「台灣差距最小」與「日本—南韓在件數與金額排序交錯」現象。

（一）機制一：制度涵蓋與資格取得機制（Coverage/Eligibility Channel）—主要影響件數比

第一項機制聚焦於制度如何界定「誰能成為受益人」，亦即涵蓋（coverage）與受給資格取得（eligibility）的性別差異。相較於「金額差距」主要反映給付公式對終身所得的轉譯，件數差距（男性受益人數／女性受益人數）更直接捕捉制度入口端的排除與分層：包括是否被納入強制投保、是否能累積達到最低年資門檻、是否因非典型就業或短工時而停留於制度邊界，乃至於在制度成熟與擴張過程中，女性是否能以「自身投保身分」穩定進入制度。性別福利國家研究早已指出，當社會保險權利高度依賴穩定就業與正式部門身分時，女性因照顧責任導致的間歇性就業、以及在勞動市場中較高比例的非典型就業，往往會在制度入口端被轉化為「較低的涵蓋率」與「較弱的受給資格」，進而形成受益人結構上的性別不均（Lewis, 1992；Orloff, 1993；Sainsbury, 1996）。

從跨國比較的角度，此一機制亦意味著：同樣是所得相關或職域性年金，若制度納入規則較為寬鬆（或擴張更快）、或女性能以自身被保險人身分累積年資的比例較高，則件數差距理應更小；反之，若制度與就業身分高度綁定，且存在使女性停留在制度外或停留在較弱身分的制度性誘因，則件數差距可能長期維持在較高水準。你的描述性統計正反映此一差異：以2022年為例，台灣勞保年金的男性核付人數為713,902、女性為836,283，對應的男性／女性受益人數比為0.854，顯示受益人結構已呈現女性多於男性的狀態；相對地，日本厚生年金在2022年的男性／女性受給權者數比為1.964，呈現明確的男性主導受益結構；南韓國民年金在2022年的男性／女性受益人數比為1.659，亦顯示男性受益人數顯著高於女性。就此而言，機制一提供了對「件數差距跨國排序」的直接解釋途徑：台灣相對呈現更接近（甚至反轉）的受益人性別結構，日本與南韓則在受益人數上仍顯示較強烈的男性偏斜。

（二）機制二：所得連結與終身累積機制（Earnings/Contribution Accumulation Channel）—主要影響金額比

第二項解釋機制著眼於年金制度如何將性別化的終身所得與繳費歷程，制度化地轉換為退休後的給付水準。在以就業與繳費為核心基礎的職域性（或所得相關）年金制度中，老年給付並非反映單一時點的薪資，而是對個人整體生命歷程中之薪資水準、投保年資長短與繳費連續性的累積性結果（Ginn, 2003）。因此，性別年金「金額差距」可被理解為勞動市場中長期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經由制度性給付公式加總後的最終產物（Arza, 2015）。

既有文獻一致指出，當年金制度的給付計算高度連結於個人所得與保險期間，且再分配機制有限時，性別薪資差距、非典型就業比例與照顧責任所造成的職涯中斷，將被幾乎不加修正地轉譯為退休後的給付差距（Lewis, 1992；Sainsbury, 1996；Ginn, 2003）。相反地，若制度設計納入最低保障、給付上限、基礎年金或其他再分配性安排，則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終身所得不平等對年金金額的直接影響，使性別給付差距相對收斂（Arza, 2015）。

三國比較的實證結果清楚顯示，此一「所得連結與終身累積機制」在不同制度脈絡下具有差異化的作用強度。以南韓國民年金為例，其老年年金給付高度依賴個人繳費年資與投保所得，而女性在制度成熟期之前普遍具有較短的保險期間與較低的投保薪資。結果是，男性／女性平均月領年金金額比自2008年以來持續上升，並於2022年達到1.887，顯示男性平均年金金額顯著高於女性。此一結果與既有研究對南韓年金制度的評估高度一致，即女性在勞動市場中的結構性不利位置，透過高度所得連結的給付公式，被直接放大為退休後的金額差距（An, 2010；OECD, 2022）。

相較之下，日本厚生年金雖同樣屬於報酬比例型年金，但其制度結構結合基礎年金、給付上限與其他制度性調節因素，使得性別薪資差距對最終給付水準的影響相對受到抑制。實證資料顯示，日本在2022年的男性／女性平均月領年金金額比為1.563，顯著低於南韓。此一觀察呼應日本相關文獻所指出的制度特徵：儘管女性在厚生年金中的投保年資與薪資水準仍明顯不利，但多層次制度設計與再分配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緩和了終身所得差距對年金給付金額的轉譯效果（Takayama, 2013；Kitao &Mikoshiba, 2022）。

台灣勞工保險年金則呈現第三種、亦為本研究最具理論意涵的結果。根據附檔資料，台灣在2011–2022年間的男性／女性平均月領金額差距相對有限，且呈現逐年收斂趨勢；以2022年為例，男性平均月領為19,456元、女性為17,082元，其金額差距明顯小於日本與南韓。此一結果顯示，儘管台灣同樣存在性別薪資差距與職涯中斷問題，但其勞保年金制度在給付計算、投保薪資上限與制度成熟化過程中，對「終身所得不平等」的制度性放大效果相對較弱。此一發現亦與台灣既有研究指出「制度設計本身仍具調節性別差距的政策空間」之結論一致（Chen & Chung, 2008；Chen & Chung, 2019）。

綜合而言，所得連結與終身累積機制為解釋三國在年金「金額差距」上的比較排序提供了清楚的理論基礎：當制度對終身所得與繳費歷程的依賴程度越高，且再分配成分越弱，性別金額差距越容易被放大；反之，若制度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薪資與年資差距對給付水準的直接傳導，即使勞動市場性別不平等尚未根本消除，退休後的年金金額差距仍可能維持在相對受控的範圍內。此一機制亦凸顯了本研究將「金額差距」與「件數差距」加以區分的必要性，因為兩者分別對應不同的制度運作邏輯，且可能在跨國比較中呈現不同甚至相反的排序結果。

（三）機制三：家庭化政策誘因與衍生權利機制（Familialism/Derived Rights Channel）—同時影響件數與金額，並造成排序交錯

第三項機制著眼於制度如何透過家庭化設計（familialism）與衍生權利（derived rights）改變女性的投保策略、受益身分與給付型態，並進而造成「件數差距」與「金額差距」在跨國比較上可能出現交錯排序。性別與福利國家文獻指出，若制度以配偶身分、遺屬／配偶年金、或被扶養配偶類別等方式提供保障，女性可能在老年獲得某種程度的給付保障，但其權利來源往往不是自身完整的就業—繳費歷程，而是透過家庭關係所取得的「衍生性社會權利」。此類設計具有雙重效果：一方面可能降低部分女性在老年階段的貧困風險；另一方面也可能弱化女性以自身投保身分累積權利的誘因，使女性更可能集中於「制度外／弱身分／衍生給付」的保障路徑，從而在職域性年金的統計中呈現為「件數差距偏大」，但「金額差距未必同等擴大」的非線性結果（Sainsbury, 1996；Arza, 2015）。

此一機制尤其有助於解釋你資料中最具理論張力的現象：日本相對南韓在「金額差距」較小，但在「件數差距」反而較大。具體而言，日本厚生年金在2022年的男性／女性受給權者數比為1.964，而男性／女性平均月額比為1.563；南韓國民年金在同年男性／女性受益人數比為1.659，但男性／女性平均月額比高達1.887。換言之，日本在「誰進入此制度成為受益人」上呈現更強烈的男性集中，但在「每位受益人的平均給付差距」上卻相對低於南韓；此種交錯排序，正符合家庭化／衍生權利機制所預期的結果：若女性大量透過家庭關係或其他制度層次獲得保障，而非以職域年金的完整身分累積權利，則職域年金母體中的女性受益人數比例可能偏低（件數差距擴大），但由於制度內部仍存在一定的調節性設計（例如多層次結構與再分配成分），其平均給付差距未必與件數差距同步擴大。相對地，若制度更依賴個人繳費與所得累積，且女性的就業—繳費歷程顯著不利，則可能出現「受益人性別結構相對不那麼偏斜，但平均給付差距更大」的組合，這亦與南韓在2022年呈現較高金額比（1.887）相一致。台灣勞保年金則呈現另一種配置：女性受益人數多於男性（件數比0.854），但男性平均月領仍略高，使得總體分配呈現更接近均衡的型態；此一結果亦可被理解為在制度入口端較為性別均衡的同時，金額端仍保留一定的終身所得差距痕跡。

參、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取跨國比較的描述性量化研究設計，旨在檢視台灣、日本與南韓之就業導向（職域性）或所得相關年金制度中，性別差距如何透過制度入口端與給付端的不同機制形成與變動。相較於以單一「平均給付金額」衡量性別年金差距的主流作法，本研究主張應將差距拆解為至少兩個相互關聯但可分辨的構面：其一為「件數差距」，反映受益資格取得與制度涵蓋之性別差異；其二為「金額差距」，反映給付計算與終身所得／年資累積的性別差異如何被制度化轉譯為退休所得不均。此一拆解與性別福利國家研究關於社會權利取得基礎（就業或家庭依附）之分析邏輯一致（Lewis, 1992；Orloff, 1993；Sainsbury, 1996），亦可置於東亞生產主義福利體制中「就業身分—社會權利」緊密耦合的制度脈絡加以理解（Holliday, 2000）。

本研究之資料取自三國官方統計年序資料，並由作者彙整成可比較之年—國資料集。台灣部分，以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為主體，觀察期間為2011至2022年，並輔以1997至2000年之勞保老年一次金資料作歷史性對照；日本部分，以厚生年金（Employees’ Pension）之受給權者數與平均年金月額為主；南韓部分，以國民年金老齡給付（old-age pension）之受益人數與男女平均月領金額為主。由於三國幣別與制度層次並不相同，本研究不比較絕對給付水準，而以「男性／女性比值」作為主要指標，以提升跨國比較的可比性與解釋力（Ginn, 2003；Arza, 2015）。

在操作化上，本研究以兩項核心指標作為依變項。第一，「件數差距（M/F case ratio）」定義為男性受益人數除以女性受益人數，用以衡量制度涵蓋、投保身分與受給資格取得在性別上的不均；第二，「金額差距（M/F amount ratio）」定義為男性平均月領額除以女性平均月領額，用以衡量終身所得與年資累積差異透過給付公式所形成之平均給付差距（Ginn, 2003）。在此基礎上，本研究進一步提出「總給付差距（total payout ratio）」之推計概念，定義為件數差距與金額差距之乘積，以捕捉制度內部總體資源分配的相對性別差距。該分解可表述為：總給付差距 ≈（誰能領）×（每人領多少）。就台灣資料而言，由於同時提供男女總給付金額，可直接用總給付性別比值驗證此分解之合理性，從而強化本研究指標架構的內部一致性（Arza, 2015）。

分析策略上，本研究首先針對2011至2022年（並視資料可得性延伸至更長序列）進行年序趨勢之描述，以辨識三國件數差距與金額差距的變動方向與幅度；其次，選取2022年作為主要比較截面，並以2011年作對照基準，檢視跨國排序是否一致以及是否存在「件數與金額交錯」之現象；第三，將描述性結果回扣第二章所提出的三項制度機制（涵蓋—資格、所得累積、家庭化／衍生權利），以建立從統計模式到制度推論的連結。由於資料屬聚合統計，本研究不進行個體層因果推論，而以可比指標呈現制度結果並與既有文獻對話，強調分析的解釋範圍與限制（Holliday, 2000；OECD, 2022）。

本研究亦存在若干限制。首先，聚合資料無法控制個體層異質性（如教育、產業、婚姻狀態、非典型就業、照顧中斷），因此無法分解制度效果與人口結構因素（如性別壽命差異）的相對貢獻。其次，日本厚生年金、南韓國民年金與台灣勞保年金在制度層次與涵蓋母體上並非完全對等，本研究透過比值提升可比性，但仍需在討論中審慎界定推論外延。最後，本研究未能完整納入遺屬年金、離婚分割等衍生給付之分布，因此對「家庭化／衍生權利」的推論主要基於文獻與比值交錯之結果進行制度性解釋（Sainsbury, 1996；Kitao &Mikoshiba, 2022）。

肆、研究成果

本研究的描述性比較結果顯示（（表一到表四），2022年三國在件數差距與金額差距上呈現清楚但非一致的排序。台灣勞保年金在2022年呈現男性／女性受益人數比為0.854，顯示女性受益人數已高於男性；同年男性／女性平均月領金額比約為1.139，顯示男性平均月領仍略高於女性。兩者相乘所推計之總給付差距約為0.972，亦即女性在總量上獲得之給付已略高於男性。相較之下，日本厚生年金在2022年同時呈現顯著偏向男性的件數差距與金額差距，男性／女性受給權者數比約為1.964，男性／女性平均月額比約為1.563，推計總給付差距約為3.069，顯示男性不僅在受益人口結構上占優，也在平均給付水準上占優。南韓國民年金則呈現另一種組合：2022年男性／女性受益人數比約為1.659，而男性／女性平均月領金額比高達1.887（為三國最高），推計總給付差距約為3.130，顯示南韓的平均給付差距特別突出，且與受益人數差距共同推升總體性別差距。以上數值皆依附檔彙整資料計算與整理而得。

將比較時間向前延伸至2011年，可觀察三國在件數差距上皆呈現收斂，但金額差距趨勢出現分歧。台灣勞保年金的男性／女性受益人數比由2011年的約1.012下降至2022年的0.854，顯示受益人口結構由近乎性別均衡轉為女性明顯較多；同期間平均月領金額比由約1.170下降至1.139，顯示金額差距亦呈現小幅收斂。日本厚生年金在2011至2022年亦呈現緩慢收斂：件數比由約2.166降至1.964，金額比由約1.637降至1.563。值得注意的是，南韓國民年金在同一期間呈現「件數收斂但金額擴大」的組合：件數比由約2.238降至1.659，顯示女性逐步進入受益母體；然而金額比由約1.676上升至1.887，顯示女性平均給付相對落後的程度反而擴大。此一結果指向：覆蓋改善未必能同步帶來給付水準的性別平等，兩者在制度運作上可能受到不同機制主導。

依上述描述性結果，本研究之三個研究問題獲得明確回應。首先，台灣在2022年的件數差距與金額差距均小於日本，支持「台灣差距小於日本」之論點。其次，日本相對南韓在金額差距上較小，但在件數差距上反而較大，顯示跨國排序會因指標構面而交錯，亦即「日本是否比南韓更平等」並非單一答案，而需區分「誰能領」與「每人領多少」。第三，三國趨勢顯示件數與金額差距不必同向變動，尤其南韓呈現的交錯趨勢提供釐清制度機制的實證基礎。

伍、研究討論

本研究結果首先支持「性別年金差距具有雙構面本質」的理論主張。若僅以平均給付金額衡量，可能得出日本較南韓更平等的結論；但若以受益人數衡量，則排序可能相反。此一交錯不僅是統計現象，更反映制度入口端与給付端由不同機制主導：入口端涉及涵蓋規則、投保身分與資格取得；給付端涉及所得連結與終身累積；而兩者之間又可能受到家庭化政策誘因與衍生權利安排的交互影響（Lewis, 1992；Orloff, 1993；Sainsbury, 1996；Arza, 2015）。

就台灣而言，2011至2022年件數差距由接近1降至顯著小於1，顯示受益人口結構逐步轉向女性占優；然而金額比仍大於1，顯示男性平均給付仍略高於女性。此一「入口端更均衡（甚至反轉）但給付端仍保留差距」的組合，與生命歷程取徑的預期相符：即便女性受益人數增加，若其終身投保薪資與年資累積仍受性別化勞動市場結構所制約，平均給付差距仍可能持續存在（Ginn, 2003）。同時，台灣相關研究指出勞保年金給付計算與投保薪資設計具有政策調節空間，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給付公平與性別差距，意味制度端仍可透過技術性改革緩和所得差距的退休轉譯（Chen & Chung, 2008, 2019；Chen et al., 2015）。

就日本與南韓的交錯排序而言，本研究認為「家庭化誘因與制度成熟度差異」提供了合理解釋線索。日本厚生年金在件數差距上長期偏高，暗示女性在職域年金母體中取得受給權的比例偏低；但金額差距相對南韓較小，顯示制度多層次結構與再分配成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平均給付差距。這與日本制度文獻對配偶扣除、社會保險門檻與遺屬年金誘因的討論相互呼應：制度與稅制安排可能使部分已婚女性更傾向停留於短工時或較弱的被保險身分，從而降低其在厚生年金中累積完整權利的比例（Kitao &Mikoshiba, 2022；Yokoyama & Kodama, 2018；Takayama, 2013）。相對地，南韓在2008至2022年呈現受益人數差距顯著收斂，顯示女性逐步進入受益母體；然而同期間平均給付差距擴大，反映制度成熟期開始更清晰地呈現「終身累積不足」的結果，亦即女性即使成為受益者，其平均給付仍因較短年資與較低所得而顯著落後（An, 2009, 2010；OECD, 2022；Park, 2017）。此一「覆蓋改善但給付差距擴大」的動態，突顯政策若僅聚焦於納保或受益覆蓋，可能無法有效縮小退休所得差距。

綜合而言，本研究的主要理論意涵在於：性別年金差距不應被視為單一指標可完全捕捉的現象，而需同時觀察入口端與給付端，並將其置於性別化生命歷程與制度規則交互作用之框架中加以解釋（Ginn, 2003；Arza, 2015）。此一觀點亦回應東亞生產主義福利體制下社會權利高度依附就業地位所造成的性別化政策結果（Holliday, 2000）。

陸、結論與建議

本研究以「件數差距（M/F case ratio）」與「金額差距（M/F amount ratio）」兩項一致化指標，檢視台灣勞保年金、日本厚生年金與南韓國民年金老齡給付的性別差距，得到三項主要結論。第一，台灣在2022年呈現件數比低於1且金額比接近1的組合，使總給付差距亦接近均衡並略偏向女性，顯示台灣在兩構面上的差距均小於日本。第二，日本相對南韓呈現「金額差距較小但件數差距較大」的交錯排序，顯示跨國比較若不區分構面，容易得到互相矛盾的結論。第三，2011至2022年三國件數差距皆收斂，但金額差距趨勢分歧，尤其南韓呈現金額差距擴大，凸顯「覆蓋改善」與「給付平等」並非必然連動。

在政策含意上，本研究主張改革需先辨識差距主要來源，再對準相應的政策工具。對台灣而言，件數差距已顯著收斂甚至反轉，政策焦點宜轉向「平均給付差距」的縮小與女性老年保障充足性之提升；具體上，可透過改善投保薪資基礎、降低性別薪資差距的制度傳導，以及建立照顧中斷期間的年資或繳費補償，避免女性在終身累積上持續處於不利位置（Chen & Chung, 2008, 2019）。對日本而言，由於厚生年金件數差距仍偏高，政策重點應放在降低制度與稅制對女性就業與投保身分的誘因扭曲，並擴大短工時與非典型就業者納入職域年金的可及性，以促進女性以自身身分累積權利、降低對衍生權利的依賴（Kitao &Mikoshiba, 2022；Yokoyama & Kodama, 2018）。對南韓而言，當覆蓋逐步改善後，更需針對女性較短年資與較低所得所造成的平均給付落差進行制度性修正，包括強化照顧期間的認列與補助、提高低年資／低所得者的再分配成分或最低保障，以避免制度成熟後性別金額差距持續擴大（An, 2009, 2010；OECD, 2022）。

最後，本研究建議三國在官方年金統計與性別影響評估中，常態化揭露「件數差距」與「金額差距」兩構面指標，并在制度改革評估时同時呈現總給付分配的性別結果，以提高政策討論的可檢驗性與可追蹤性。此亦為本研究對年金性別平等研究的實務貢獻：以「雙構面」框架避免將制度效果簡化為單一指標，並使改革策略得以更精準對準差距生成的制度環節（Arza, 2015；Ginn, 2003）。

表一台灣勞保一次給付件數與給付金額

年度	總件數	總金額	男性件數	男性金額	女性件數	女性金額	男女金額比（男性 ÷ 女性）	男女件數比（男性 ÷ 女性）
2007	142,053	152,534,198,134	76,107	90,341,042,270	65,946	62,193,155,864	1.453	1.154
2008	293,635	317,143,713,335	140,454	164,500,089,685	153,181	152,643,623,650	1.078	0.917
2009	86,691	89,447,306,290	45,109	49,025,749,561	41,582	40,421,556,729	1.213	1.085
2010	68,466	74,424,674,320	35,230	39,904,749,430	33,236	34,519,924,890	1.156	1.060

資料來源：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Ministry of Labor. (2023). Labor insurance old-age benefits statistics. Ministry of Labor, Taiwan. https://www.bli.gov.tw/0108621.html

表二台灣勞保老年年金平均給付件數與給付金額

年度	總體平均每月給付金額	總體平均核准受益人數s	總金額	男性平均每月給付金額	男性平均核准受益人數	男性金額	女性平均每月給付金額	女性平均核准受益人數	女性金額	男女年金金額比（男性 ÷ 女性）	男女受益人數比（男性 ÷ 女性）
2011	13,821	156,230	25,911,500,859	14,899	78,567	14,046,310,404	12,731	77,663	11,865,190,455	1.17	1.012
2012	14,548	244,908	42,755,682,219	15,578	119,203	22,282,958,683	13,572	125,705	20,472,723,536	1.148	0.948
2013	15,215	439,498	80,244,303,109	16,191	200,781	39,010,380,542	14,394	238,717	41,233,922,567	1.125	0.841
2014	15,613	562,456	105,378,840,152	16,666	256,110	51,220,535,621	14,732	306,346	54,158,304,531	1.131	0.836
2015	16,018	680,674	130,839,763,045	17,117	310,269	63,730,969,828	15,098	370,405	67,108,793,217	1.134	0.838
2016	16,412	815,080	160,524,694,207	17,527	371,892	78,219,678,101	15,476	443,188	82,305,016,106	1.133	0.839
2017	16,784	978,711	197,120,718,952	17,902	445,583	95,722,604,841	15,850	533,128	101,398,114,111	1.129	0.836
2018	17,051	1,112,308	227,595,707,005	18,189	507,460	110,760,540,238	16,097	604,849	116,835,166,767	1.13	0.839
2019	17,322	1,228,135	255,285,544,654	18,487	561,892	124,654,549,585	16,339	666,243	130,630,995,069	1.131	0.843
2020	17,579	1,339,467	282,553,951,214	18,773	614,792	138,495,310,718	16,566	724,675	144,058,640,496	1.133	0.848
2021	17,785	1,453,499	310,212,292,988	19,010	668,559	152,515,366,887	16,742	784,940	157,696,926,101	1.135	0.852
2022	18,175	1,550,186	338,102,085,693	19,456	713,902	166,676,321,487	17,082	836,283	171,425,764,206	1.139	0.854

資料來源：Bureau of Labor Insurance, Ministry of Labor. (2023). Labor insurance old-age benefits statistics. Ministry of Labor, Taiwan. https://www.bli.gov.tw/0108621.html

表三南韓國民年金給付件數、給付金額

年度	老年年金受益人數（A）	60 歲以上老年人口數（B）	受益率（A／B，%）	男性受益人數	女性受益人數	平均每月給付金額（總計，韓元／人）	男性平均每月給付金額（韓元／人	女性平均每月給付金額（韓元／人）	男女給付金額比（男性 ÷ 女性）	男女受益人數比（男性 ÷ 女性）
2008	1,926,198	7,110,229	27.1%	1,327,135	599,063	206,172	233,649	145,298	1.608	2.215
2009	2,122,937	7,401,159	28.7%	1,464,276	658,661	228,254	259,263	159,318	1.627	2.223
2010	2,301,570	7,782,587	29.6%	1,589,723	711,847	248,449	283,266	170,695	1.659	2.233
2011	2,459,690	8,020,279	30.7%	1,700,088	759,602	267,824	305,944	182,509	1.676	2.238
2012	2,711,886	8,408,663	32.3%	1,878,186	833,700	286,611	327,678	194,094	1.688	2.253
2013	2,803,135	8,737,654	32.1%	1,933,726	869,409	318,263	365,455	213,298	1.713	2.224
2014	2,907,498	9,147,370	31.8%	1,997,356	910,142	323,758	372,910	215,891	1.727	2.195
2015	3,107,438	9,650,641	32.2%	2,125,722	981,716	332,941	384,387	221,544	1.735	2.165
2016	3,364,456	10,134,728	33.2%	2,284,582	1,079,874	347,950	403,588	230,243	1.753	2.116
2017	3,654,885	10,649,022	34.3%	2,452,460	1,202,425	363,249	423,944	239,458	1.770	2.040
2018	3,720,621	11,173,344	33.3%	2,472,333	1,248,288	389,363	456,569	256,255	1.782	1.981
2019	4,033,484	11,769,685	34.3%	2,647,466	1,386,018	393,978	465,362	257,626	1.806	1.910
2020	4,406,398	12,422,876	35.5%	2,850,545	1,555,853	412,599	491,394	268,234	1.832	1.832
2021	4,826,096	12,962,634	37.2%	3,069,546	1,756,550	433,119	520,720	280,037	1.859	1.747
2022	5,312,359	13,485,327	39.4%	3,314,205	1,998,154	456,204	563,012	298,310	1.887	1.659

資料來源: Korea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Social Affairs. (2023). National pension statistics and gender-disaggregated benefit data. KIHASA. https://www.kihasa.re.kr/library/contents/5669789

表四、日本厚生年金給付件數、給付金額

年度	受益人數（總計，人）	女性受益人數	男性受益人數	平均每月年金金額（總計，日圓）	女性平均每月年金金額（日圓）	男性平均每月年金金額（日圓）	男女受益人數比（男性 ÷ 女性）	男女年金金額比（男性 ÷ 女性）
1992	5,293,189	1,788,001	3,505,188	156,041	100,000	184,587	1.960	1.846
1994	5,920,567	1,983,847	3,936,720	168,405	107,434	199,130	1.984	1.854
1995	6,591,672	2,226,787	4,364,885	169,700	108,106	201,123	1.960	1.860
1996	6,933,054	2,299,687	4,633,367	170,259	108,115	201,103	2.015	1.860
1997	7,376,128	2,416,806	4,959,322	170,433	108,096	200,811	2.052	1.858
1998	7,782,492	2,547,520	5,234,972	173,262	109,978	204,059	2.055	1.855
1999	8,159,907	2,619,824	5,540,083	174,637	110,759	204,844	2.115	1.849
2000	8,604,522	2,740,271	5,864,251	174,462	110,865	204,180	2.140	1.842
2001	9,089,307	2,899,348	6,189,959	171,397	110,901	199,733	2.135	1.801
2002	9,605,576	3,058,982	6,546,594	170,767	110,866	198,756	2.140	1.793
2003	10,167,413	3,230,176	6,937,237	168,613	109,830	195,984	2.148	1.784
2004	11,166,780	3,483,392	7,683,388	165,020	109,945	189,989	2.206	1.728
2005	11,523,170	3,605,384	7,917,786	164,631	109,663	189,662	2.196	1.729
2006	11,984,116	3,751,952	8,232,164	162,301	106,912	187,545	2.194	1.754
2007	12,596,104	3,950,462	8,645,642	157,657	106,078	181,226	2.189	1.708
2008	13,236,441	4,156,766	9,079,675	155,345	106,172	177,858	2.184	1.675
2009	13,854,133	4,352,744	9,501,389	153,414	103,594	176,238	2.183	1.701
2010	14,413,316	4,539,477	9,873,839	150,034	103,797	171,291	2.175	1.650
2011	14,840,118	4,686,718	10,153,400	149,334	103,989	170,265	2.166	1.637
2012	15,233,006	4,820,289	10,412,717	148,422	102,308	169,769	2.160	1.659
2013	15,230,034	4,929,290	10,300,744	145,596	102,086	166,418	2.090	1.630
2014	15,422,014	5,018,074	10,403,940	144,886	102,252	165,450	2.073	1.618
2015	15,684,112	5,101,858	10,582,254	145,305	102,131	166,120	2.074	1.627
2016	15,687,976	5,190,199	10,497,777	145,638	102,708	166,863	2.023	1.625
2017	15,899,722	5,270,467	10,629,255	144,903	103,026	165,668	2.017	1.608
2018	16,087,287	5,270,876	10,816,411	143,761	102,558	163,840	2.052	1.598
2019	15,986,959	5,319,978	10,666,981	144,268	103,159	164,770	2.005	1.597
2020	16,100,133	5,383,889	10,716,244	144,366	103,808	164,742	1.990	1.587
2021	16,180,445	5,352,232	10,828,213	143,965	104,686	163,380	2.023	1.561
2022	15,996,701	5,396,261	10,600,440	143,973	104,878	163,875	1.964	1.563

資料來源：Statistics Bureau of Japan. (2023). Employees’ pension benefit statistics.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layout=datalist&toukei=00450463&tstat=00000106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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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黃芳誼 為東吳大學社會系副教授、鎮目真人 為立命館大學產業社會學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