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川習會後，在美中關係稍見暖和之下，比起武力犯台，中共目前似乎更傾向以更「文攻」方式統一台灣。假如身處平行時空，在中共滲透及輿論攻勢下，未來台灣總統接受中共所提出的「一國兩制」方案，讓中共和平接管台灣的話，那中國對台灣將採取什麼統治手段？台灣又會迎來什麼模式的「一國兩制」？雖然香港情況與台灣不能完全類比，本文希望透過參考中共過往接管香港的經驗，想像中共治下的台灣模式一國兩制將會如何運作。

政治及法律地位之降維

首先，由《中華民國憲法》到《台灣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平統一最直接的影響是台灣定位將從一個擁有主權的政治實體，降格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管轄下的一個地方行政區。憲制上，台灣大部分原有條例及制度雖被保留，但台灣法制的最終釋法權將由「中華民國憲法法庭」移交到中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大／人大）。這與香港當年的情況如出一轍：這意味著一旦台灣的法律或法院判決觸及北京的政治紅線，全國人大便會透過「釋法」直接推翻台灣本地的法律實踐。政治上，台灣地區的領導人將由「中華民國總統」變成「台灣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特首）」。參考香港經驗，台灣原有一人一票普選制度雖然會被保留，但北京必將牢牢掌控「實質任命權」與「候選人資格審查權」。不符合「愛國者治台」標準的候選人，很有可能將在提名階段就被屏除在選舉之外。軍事方面，除了各軍事要港與基地將全面由解放軍接管外，原中華民國國防部及國軍也將全面併入解放軍，高階將領被勒令退役或送往大陸地區進行思想改造，原有基層部隊除了縮編之外大部分也很有可能被調離台灣，並分拆調配到大陸地區不同軍區，避免舊有勢力有在內部串連的機會。

微調後的維穩法律機器

為了建立政治防線，中國除了引入《台區國安法》，設立「駐台灣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中聯辦）與「維護國家安全公署」（國安公署）外，也定必在台灣現有法律條文進行方便中國管治的「微創手術」。當年香港主權移交之際，中國拒絕港英立法局全數議員過渡特區時期的「直通車方案」，另行組非民選、由親中派領導的「臨時立法會」，在運作兩年期間通過不少對香港政治參與影響深遠的法案，包括將立法會地區直選議席由「單一選區制」改為對親中派有利的「名單比例代表制」、要求社團向警方註冊、以及集會遊行須向警方申請「不反對通知」等等。2020年《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國安相關案件更有「指定法官」與「無陪審審判」制度，令政治案件的審判過程對政權更有利。在台灣，我們可以預見在和平統一後原有限制集會結社的法律將被收緊並更嚴格執行，並利用相關條文針對原有台派政黨、相關公民團體、以及其各方面活動，以限制異見勢力的發展。司法方面，法官制度也將會被重點滲透。如同在香港的做法，治權在手之下中共將透過大量培育與中國憲政思維相符的基層法官及檢察官進入台灣本地司法制度，長遠而言聯合行政機關對社會異議人士、反體制言論、以及非官方認可之經濟活動進行司法清算。

任何形式的「中華民國」也是「台獨」

在政治吸納方面，中共也會延續長期以來「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的「統戰」策略。參照香港，在九七之前，中共除了在地長期經營的左派親中社團外，也積極吸納有強烈中國認同的在港政治人物，以及安撫尋求平穩過渡的專業界別及地產財閥。對於泛民主派，基於泛民勢力大多仍受當時「苦難中國」形象感召，不少雖堅持民主價值但仍保有強烈中國認同，所以在「一國兩制」的框架下獲保留參政空間。主權移交後，經歷前十年港中蜜月期，完全抗拒「一國兩制」的本土派興起，中共此時則「拉一派、打一派」，以「港獨違反基本法」為藉口剝奪本土派政治人物參選權，將本土派完全排除在制度之外，企圖分化本土派與已在制度中的傳統泛民。港區國安法實行後，連傳統泛民也被完全排除，老牌民主派政黨受壓下一一解散。放眼台灣，目前中國在「台獨」定義上已以「華獨」為界線，打壓在現狀下強調「兩岸互不隸屬」的勢力，拉攏廣泛認同「兩岸同屬一中」的勢力。接管台灣後，在中華民國已實然消失之下，中國定將「台獨」界線推前，將所有強調「同屬一中，但中華民國仍存在」的勢力也定性為「台獨」，並將其完全排除在制度之外。

從「市場重組」到「源頭阻斷」的漸進式媒體控制

在媒體控制上，北京深知「直接封殺」將引起極高的政治警覺及反彈，正如香港的經驗所展示，北京對台灣應該會採用「表面多元，重塑內核」之策略，透過多重行政與經濟手段從源頭處理媒體，逐步絞殺反對聲音與本土意識的公共空間。

首先，中共將會鼓勵「紅色資本」或「在地協力資本」大舉進入本地媒體市場。這種收購往往伴隨著「不更換媒體名稱、不大幅改動基層人事」的承諾，以降低讀者與觀眾的防備。然而，參考北京控制香港各大電視台的做法，在股權變動後，高層董事會及高層編輯一職將被精準替換。隨之而來的是日常編採方針的微調：減少對兩岸衝突的敏感報導、增加中國經濟發展的正面專題，其社論亦將逐步向北京中央的主旋律靠攏。

對於拒絕被資本收編、堅持維持批判立場的「頑固媒體」，北京將安排制度性排除。體制上，特區政府可運用廣播牌照續約作威脅，或者以稅務抽查及消防檢查作滋擾手段，限制媒體接觸敏感題材節目的空間。經濟上，參考北京對付香港《蘋果日報》及各大獨立網媒的做法，向潛在廣告商施壓，明示若繼續投放廣告將影響其參與政府標案的資格，以斷絕頑固媒體的主要收入，無法透過正常商業機制維持營運。此時頑固媒體只能仰賴群眾募資或微薄的訂閱費，其影響力及市佔便會被嚴重壓縮，長遠而言亦會被慢慢邊緣化。到台灣各界完全被北京控制之時，這些頑固媒體就會迎來被勒令停辦的命運。

為中國利益服務的經濟融合計畫

而在經濟層面上，中共全面管治下的「經濟融合」絕非對等的互利共贏，而是將台灣的經濟命脈納入中國資本體系，以台灣各方面的資源為中國利益服務。北京對台灣經濟的重塑，本質上就是一場「以融入為名，行重組之實」的財富與資源掠奪。

202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內需不振，新能源、電動車、鋼鐵、石化等各製造業面臨嚴重產能過剩。統一後，台灣原本設立的貿易限制及關稅將被徹底廢除，台灣將與中國簽訂更緊密的經濟協議，全面開放中國內地廉價商品的免關稅輸入。內地過剩的電動車、鋰電池、太陽能板，以及高污染的石化原料，將如潮水般湧入台灣本土市場。台灣各製造業，尤其是引以為傲的傳統中小型產業，在面對租稅優惠、國家級專案補助、強制技術轉移、價格僅需三分之一的過剩產能競爭下，將在數年內面臨毀滅性打擊。因為更直接面臨中國競爭，不少工廠將面臨倒閉危機，具領先地位或潛力的產業（例如是半導體、精密機械等）則會被利誘或強遷至大陸地區、或提前轉移到外地尋找生機。傳產從業者將大量失業，本地製造業界勞工平均所得也隨之下降，台灣經濟結構長遠也將被迫轉型至其他服務性產業，避免與中國構成直接競爭，但代價就是喪失農工核心技術自主研發能力，將台灣徹底綁定在中國的科技供應鏈中，最終達成人口及經濟上對中國的依附。1970-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當年曾領先亞洲的香港輕工業製造商被中國大陸龐大的市場及廉價勞動力利誘北上設廠，放棄留港發展高增值工業以避免技術陣痛風險，是為香港經濟單一化、喪失技術自主的開端。

另外，中共治下香港最經典的利益輸送模式，莫過於透過昂貴且不符合經濟效益的「大白象工程」來補貼其中國國內的建築國企。統一後，北京將迅速啟動數項具備強烈政治圖騰意味的巨型基礎建設，例如是「京台高鐵」及各種「跨海大橋」等等。這些高達數兆元新台幣的標案，將透過台灣特區政府的定向發包，全面交由中交建、中國建築等「紅色基建巨頭」壟斷。工程所需的材料及機器，如鋼筋、水泥、大型機具、甚至基層勞工，皆從大陸地區直接引進，台灣本地營造業頂多只能分到微薄的次級分包。為了完成填飽這些「大白象」，台灣特區政府將須動用原本屬於全民的勞健保基金、財政儲備來支付這些政治工程。這不僅將台灣未來的財政稅收洗進中國國企口袋，更讓台灣特區在面對可預見的經濟衝擊下須再背負不可逆的債務危機，從公共財政上喪失自主權。

擺平盤根交錯的多層地方勢力

另一方面，比起社會結構以及地域相對簡單的香港，台灣的地域差異以及多層政府架構令中國在香港的部分管治手段不能完全複製。台灣擁有「中央、縣市、鄉鎮市區、村里」多層級的複雜政治架構，且各層級皆具備長期的民主選舉洗禮及錯綜複雜的地方利益共同體。因此，中共治台無法採取香港式的「由上至下單一化控制」，必須解構並重組台灣地方政治生態。

而北京在統一前長期的統戰經營下，早已與不少地方勢力建立深厚的非官方連結。因此，在接管初期，北京為免大幅度變動利益結構引發基層動亂，不會立即消滅這些在地勢力，而是被允許效忠特區政府及中國的派系維持原有的部分經濟利益，如地方建設工程、土地重劃、農漁會信用部控制權。長遠而言，比起競逐選票的民意基礎，地方政治人物將更以競逐「兩岸經濟紅利」作為連任的政治資本。政治人物透過農產品採購權、大陸旅遊團定點對接等方式圖利，再透過圖利所得維持政治家族及深化樁腳網絡。地方選舉亦會受制於前段所述的「提名審查」，所有潛在的反動力量都可以因被認為不符合《基本法》而喪失進入體制的資格，這種做法將在極短時間內，徹底限制並抹殺台灣「草根民主」的自主性與反體制動能，使多層級選舉成為北京掌控下的「籠中鳥民主」。地方宮廟也將和大陸地區相應信仰的宮廟在體制上對接，在多方面干預之下將其管理階層逐步撤換為聽命於駐台機構的代理人，令地方信仰更為中國所掌控，甚至作為政令宣導與異議監控的基層前哨站。

結語：威權控制與戰略白手套的雙重矛盾

總結而言，在平行時空的建構下，未來台灣特區必定不會像1997年後的香港一樣，擁有一段相對寬鬆的「統一蜜月期」。台灣的公民社會力量龐大， 亦不如當年香港泛民般普遍仍保有中國意識，對北京而言有如芒刺在背。此外，香港這些年也給予中國實驗部分手段的機會，這些手段在香港實驗成功後，移植到台灣特區可謂手到拿來。再加上如今中國的整體國力、數位監控技術與財政資源，已非1990年代剛歷經外交孤立的吳下阿蒙，這使得北京在接管初期的出手將更具預防性、系統性且多管齊下。

然而，台灣特區在中共全球戰略地圖中，依然具備讓北京「投鼠忌器」的特殊屬性。這使得中共在施展高壓政治清洗的同時，在實務操作上，仍會極力在國際社會間維持台灣的「形式特殊性」與「邊界模糊性」，而非將其一夕之間徹底內化。透過控制台灣代表在國際組織的投票權，北京能實質在國際社會掌握雙重表決權，為中國發揮額外的國際影響力。中國也可能會期望台灣能成為繞過西方對中國大陸實施的出口管制、敏感技術禁運，以及規避國際金融制裁的終極白手套通道。另外，台灣在全球高科技供應鏈中、特別是先進製程半導體所擁有的世界領先地位，是北京最渴望掠奪、卻也最害怕摧毀的寶貴資產。北京須在「避免西方全面制裁與供應鏈斷鏈」及「逐步抽空核心技術轉移至內地」之間尋求鋼索上的平衡，是台灣另一能勉強維持相對自主性的僅有談資。

在這套參考香港經驗所推算出來的台灣模式「一國兩制」之中，我們可以預視這將是一場由精準算計、技術榨取及威權統治交織而成的制度實驗。台灣這座的民主燈塔與科技矽島，即使選擇為了和平而吞下放棄主權的屈辱，誠如邱吉爾評價張伯倫的綏靖政策所言：「在戰爭與屈辱面前，你選擇了屈辱。可是屈辱過後，你仍得面對戰爭。」

 

 

 

 

 

作者 全志光  為 時事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