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專業被監控——註冊局改組背後的政治邏輯與制度瓦解

社會工作作為一門專業，長期承擔著促進社會公義、保障弱勢群體權益與維護公共福祉的重要職責。其專業認證與監管制度不僅是保障服務品質的基石，更是確保社會工作者在倫理操守、專業自主與政治中立間取得平衡的關鍵防線。在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以下簡稱註冊局）自1998年成立以來，作為本地社會工作專業監管機構，體現了專業自治與民選代表的理念，長期被視為香港社會工作專業自我治理與內部監督的重要平台。

然而，隨著2019年社會運動及政治環境急遽轉變，註冊局的運作開始被政治力量深刻影響，政府公開指責註冊局專業監管機制「政治化」，並於2023年以「五宗罪」為由，推動修訂法例，強行改組註冊局，徹底改寫了其制度結構與功能定位。這一過程暴露出專業自治在國家治理大環境下的脆弱性與制度性風險，也呈現了專業自主與政治權力之間深刻且尖銳的張力。

本文旨在從制度發展及政治社會學的視角，透過質性個案研究與歷史文獻分析，全面檢視香港社會工作專業制度的歷史脈絡與演變，並聚焦於政治力量如何介入專業自治，重塑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治理架構與功能。本文將深度探討專業主義理論、新威權主義治理架構與治理性（governmentality）理論在香港註冊局制度轉型中的適用性，揭示專業群體在政治壓力下的抗爭、妥協與再造。

透過本文，期望能深化對專業治理與國家治理交錯互動的理解，並為專業自治制度在高度政治化環境下的維護與轉型提供理論與實務啟示。

專業自主的幻象與國家威權治理的深度侵蝕

1.1 社會工作專業化的發展路徑

專業化作為一種社會制度現象，主要指涉一個職業群體通過建立專屬知識體系、倫理標準和自治機制，獲得社會合法性與壟斷某項社會服務的權利。社會工作專業化起源於20世紀初的歐美，透過專業教育、資格認證和倫理守則，社工逐步確立專業身份。香港的社會工作專業發展則有其獨特的殖民歷史背景，專業意識的形成與鞏固，經歷了由服務提供者向社會倡議者角色的轉變。

1970年代的香港社會經濟變遷促使社會工作開始從慈善救濟的延伸走向具備專業知識與倫理自律的職業身份。進入1990年代，隨著公共服務現代化浪潮與社會福利政策的擴展，香港社會工作者對於建立正式的註冊監管制度的訴求日益高漲。這一過程中，註冊局的成立象徵著專業自主的制度化嘗試，但也隨著社會政治環境變化而逐步面臨挑戰。

學術界普遍認為，專業化過程不僅是知識壟斷的歷程，也是一種權力結構的建構。香港社工專業化歷程中的重要課題包括如何在殖民政府及後來回歸政府的管控下，保持專業自主性，並在社會運動與政治壓力中尋找自身定位。註冊局作為專業自我監管機構，其發展必須置於這一歷史脈絡與權力交織中加以理解。

1.2 專業主義理論

專業主義理論強調專業群體通過專屬知識體系與倫理規範，建構其社會地位與權威。Abbott（1988）認為，專業的核心在於對特定知識領域的壟斷與合法化，專業團體透過註冊制度與倫理守則維護自身的話語權與行業標準。Freidson（2001）則強調專業自治的重要性，指出專業必須抵抗市場及國家的干預，以維護知識自主與倫理標準。

隨著新自由主義及新公共管理理論的興起，Evetts（2003, 2009）提出「新專業主義」，指出專業面臨市場化及行政化雙重夾擊，自治空間被削減，專業倫理與政府監管間的矛盾日益凸顯。香港註冊局過去的民選機制被視為專業自治的象徵，然而，當政治干預介入，專業主義理論所倡導的自治理想遭受嚴峻挑戰。

筆者認為，註冊局的政治化過程正是新專業主義理論在當代香港的真實反映。政府的制度重構不僅是效率或監管問題，更是政治權力對專業自主的系統性削弱。專業群體在此情境下的反抗與妥協，成為專業主義理論在現實中動態調整的典型案例。

1.3 國家治理與政治干預理論

從福柯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視角看，國家通過各種治理技術與策略，細膩滲透社會各領域，包括專業治理，將專業團體納入其政治控制的網絡之中。治理不再是單純的壓制，而是一種透過規範、知識及制度安排進行的權力運作。

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進一步揭示國家如何通過制度設計，將其意識形態內化於社會組織與文化機制中，實現合法化的控制。新威權主義理論則具體指出，當代香港政府利用政治忠誠與國安法等工具，實施高壓的政治管控，專業機構成為維持政治秩序的工具。

本文以此為理論基礎，解析註冊局改組非純技術性的制度調整，而是國家權力透過法律與治理策略，將專業制度重編碼，使其服務於政治目的，剝奪專業自主的典範行動。

1.4 專業自主與國家治理的多層次權力交錯

本文整合專業主義與國家治理理論，構建跨層次分析框架，分別聚焦微觀、中介及宏觀層面：

微觀層面：關注個別社會工作者如何在專業倫理與政治要求間自我認同調適，處理專業價值與政治忠誠的矛盾。

中介層面：聚焦註冊局作為專業自治與國家治理的關鍵制度場域，如何成為權力博弈與制度重塑的焦點。

宏觀層面：探討國家治理結構如何透過法律、政策及制度設計，重塑專業制度的權力關係與功能定位。在香港的案例中，宏觀層面的分析涵蓋政府如何運用政治法律工具（如《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修訂、政治審查機制等）直接介入專業監管體系，強化對專業群體的控制與規範。此層面也關注全球化背景下，中國大陸與香港政治體制融合趨勢，對本地專業自治空間的結構性壓縮，及新威權治理模式對專業自主的系統性挑戰。

綜合上述多層次視角，本文將深入剖析註冊局的政治介入過程，展現專業群體在不同層級的權力交錯與策略應對，並揭示香港社會工作專業自主在國家權力重構下的複雜命運。

香港社工專業化的歷史脈絡與註冊制度的建立

2.1 社工運動與專業意識的崛起（1970s–1990s）

香港社會工作的專業化發展並非自發且單純的知識體系累積，而是在殖民政權結構下，由慈善助人角色逐步轉型而來。戰後香港經濟快速發展，人口激增與城鄉差距加劇，社會問題日益複雜，傳統宗教及志願組織無法滿足日益多元的社會需求，社工開始脫離以往單純的「慈善救濟」中介角色，朝向專業化與制度化邁進。

1970年代的社會運動浪潮，如徙置區拆遷抗爭、天星碼頭保育行動、石硤尾火災援助等，標誌著社工角色的政治性覺醒與社會介入的深化。這一時期的社工不再僅僅是政策執行者，而是轉型為「社會倡議者」和「弱勢群體的代言人」，嘗試透過專業知識和行動促進社會正義。這一轉型背後反映了全球社會工作理論中所強調的「批判性社會工作」路徑，即不只是個人層面的輔導，更注重結構性不平等的挑戰。

在教育面向，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理工學院於1980年代分別建立社會工作學系，促進專業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培養專業人員的同時，也在理論上激發對本地社會結構的反思。然而，學術理想與殖民地政府的行政壓力、經濟自由化政策下的資源限制形成強烈矛盾。社工教育面臨專業自主與市場需求之間的拉鋸，也反映了全球化與本土化雙重挑戰。

社工界於1980年代末期開始嘗試建立自我規範機制，成立香港社會工作人員協會，推動專業認證與註冊，期望透過制度化鞏固專業身份與倫理標準。這一階段可視為社工專業化的萌芽，標誌著從「勞動分工」向「專業身份」的轉變。

2.2 自願註冊與制度化過程（1991–1997）

1990年代初，隨著香港社會對公共服務質量的關注增加，政府開始推動服務專業化和制度現代化。在此背景下，1991年推出的「社會工作者自願註冊制度」雖被視為進步嘗試，卻因缺乏法律約束力，難以有效監管專業操守，導致社工界內部失德事件屢見不鮮。此時期反映出專業監管與自主間的矛盾：自願註冊形式上強調行業自治，實質上卻無法確保公共利益。

社工界及民間組織對此深感不滿，積極透過遊說與公眾倡議，呼籲建立具法律效力的強制註冊制度。這種呼聲不僅是對專業質量的要求，也是對公共信任的維護。從社會學角度看，此階段的抗爭反映了專業化過程中「合法性建構」的挑戰——專業不僅需要技術知識，更需獲得社會認可和法律支撐。

2.3 《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的立法協商（1995–1997）

在持續的壓力與協商下，1995年政府推出《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草案，並於1997年7月1日正式立法，建立了法定註冊制度及「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註冊局作為專業監管機構，負責註冊資格審查、專業守則制定、紀律處分等，並賦予專業代表主導權，形式上象徵專業自治的勝利。

然而，本文強調此立法過程充滿政治妥協與權力博弈。殖民政府在回歸前夕，既要平衡專業團體要求，也須維持行政控制，法案呈現出既保障專業自主又限制專業權力的雙重特徵。從Abbott的「專業控制理論」視角看，此制度實際上成為「行內人」把守專業資源和話語權的工具，維護專業壟斷，阻止外來競爭和監督。

此立法標誌社工專業從模糊邊緣進入制度化階段，提升社工社會地位與公信力，但也為後續註冊制度中可能出現的官僚化、政治干預及專業失靈埋下隱憂。

2.4 民選註冊局的設計與初期運作（1998–2010）

1998年，社工註冊局正式啟動，設計以民選委員為主體，涵蓋註冊審批、紀律審查、守則制定、與政府及公眾的溝通等權責。註冊局成員多為現職社工、學術界及行業代表，體現高代表性及專業自主。

此制度具備Abbott所述的「專業控制系統」特徵，即專業依靠自身倫理與標準自我規範，而非依賴外部政府命令，這種內部知識主導模式符合Freidson的「知識專業」理論。初期運作中，註冊局致力維護專業操守，提升社工專業標準，並加強公眾信任，成功鞏固了行業內部認同與自治權。

然而，隨著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該自治模式也暴露出局限。政府及部分社會群體逐漸批評註冊局缺乏透明度，運作效率低下，存在政治偏頗。這些批評為後續註冊制度改革和權力重組奠定基礎。由此可見，專業自治雖為初步勝利，但永遠受到政治和社會結構力量的影響與挑戰。

小結：專業自治的初步勝利與政治壓力的隱憂

綜觀本章，香港社工專業化歷程充滿矛盾與掙扎，從殖民時代慈善助人角色到現代法定註冊制度，經歷了從被動承接到主動抗爭、從無法制約到法律建制的過程。社工註冊局作為專業自治象徵，展現了行業在內部治理與倫理建構上的成就，亦彰顯了專業對公共責任的承擔。

然而，制度從非封閉系統，始終與外部政治、社會動態密切互動。專業自治雖為理想，實際操作中卻必須面對來自國家機器與政治權力的干預與壓力。後續章節將深入探討回歸後特定政治環境中，國家治理和安全議題如何重新塑造社工註冊制度，挑戰專業自治的空間與實踐。

註冊局的政治化與國家介入的進程（2010–2023）

3.1 專業與政治的邊界爭議：社運參與、言論自由與續牌風波

2010年代以降，香港社會政治氛圍急速激化，社工專業作為一個既服務於社會弱勢又蘊含公共倫理責任的群體，無法避開這波政治動盪。2014年雨傘運動成為重要分水嶺，社工不僅身處事件前線，更因支持公民權利而被標籤為「政治活躍分子」。社工角色從傳統的個案輔導者逐步擴展為「社區倡議者」和「社會運動參與者」，導致專業身份與政治參與的界限被嚴重模糊。

在此情境下，部分社工因參與示威行動遭警方拘捕，卻仍維持註冊資格，引發建制派及保守勢力對註冊局的強烈不滿，指控其在專業紀律處理上過於寬鬆、不力。更甚者，一些在公開場合發表政治評論的學者與資深社工面臨匿名投訴甚至政治審查，致使註冊局紀律委員會的政治中立性遭受嚴重質疑。

這種情況反映出社工專業「服務性」與「批判性」的雙重矛盾：一方面，專業倫理鼓勵尊重服務對象的權益與聲音；另一方面，政治壓力卻要求社工保持「政治中立」，避免被視為挑戰國家權威的力量。註冊局因此被置於專業治理與政治壓力的雙重夾擊中，其角色從中立監管者逐步轉變為政治角力的前線平台。

3.2 政府對註冊局的五大指控與政策鋪陳

2022年，政府多次公開點名註冊局存在以下「五宗罪」：

1.投訴案件處理拖延不力，影響專業監管效率；

2.選舉制度偏袒特定政治立場，破壞公平性；

3.缺乏政治中立，涉嫌政治傾向；

4.拒絕配合政府提出的改革建議；

5.阻撓政府施政推動。

這些指控表面上聚焦行政效率與制度公正，但其深層意涵卻是政府藉「專業失靈」論述為由，系統性解構註冊局的自治權力。政府將註冊局描繪為「反政府力量」或「顏色專業」的代表，試圖以此削弱專業社群的話語權，推動政治化的治理重構。

這一政策鋪陳策略包含將社工界的政治參與詮釋為「去專業化」及「過度政治化」，意圖藉此否定專業自治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宣稱必須恢復「政治中立」與「效率至上」的監管系統，以維護「社會穩定」與「國家利益」。

從Gramsci的文化霸權理論來看，這是「合法霸權」的典型建構過程，國家透過制度話語與法律規範的重新定義，形塑專業群體服從於其政治架構之下。

3.3 法例修訂與政府治理話語的再造

2023年，政府正式提出《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重大修訂，並迅速於立法會通過，核心改革包括：

廢除過往的民選制度，改由行政長官全面委任註冊局成員，終結社工行業自主選擇代表的機制；

新增政治忠誠審查條款，要求註冊社工明確擁護《基本法》並效忠香港特區政府；

將紀律調查程序納入政府主導，強化行政監督與干預；

設置由政府公務員擔任的註冊主任，直接監督註冊局日常運作。

這些變革根本改寫註冊制度的運作邏輯，由原本依靠專業倫理與行業自律的「自我管理」轉為高度政治化的「國家治理工具」。從福柯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視角分析，國家透過此一立法調整，將社工註冊制度納入國家治理架構，以「政治忠誠」與「行政效能」作為核心監控指標，優先保障國家安全與政權穩定，削弱專業群體的自主性與批判能力。

政府在公開話語中不斷強調「去工會化」、「去政治化」與「專業不等於特權」，宣示對專業團體的「管控合理性」，同時強調依法行政與「依法治港」以合法化這些政治審查與制度控制行動。

3.4 國安法與23條立法背景下的註冊制度政治壓迫

自2020年《香港國家安全法》實施及2023年香港本地23條立法推動以來，香港政治環境急轉向強化國家安全管控，社工專業被納入嚴密監控範圍。多起因2019年反修例運動而涉及政治立場表態的註冊社工遭到資格取消，成為制度性政治清洗的典型案例。

新修訂條例將「違反國安法」或「不忠誠」行為明文列為取消註冊的合法理由，法律權力賦予註冊局強化政治審查，令專業資格成為政治忠誠的試金石。2023至2024年間，已有數十名註冊社工因被指控參與「非法集結」、支持反政府言論或危害國家安全而被撤銷資格。

此類政治性處分不僅剝奪當事人職業生涯，更從制度層面遏制專業界的批判聲音和社會倡議功能。這種壓迫引發業界與社會的廣泛憂慮，質疑註冊局是否已由專業守門人淪為國家政治審查的執行機構。

3.5 註冊局成員退出風波：專業自主的最後防線被破壞

2023年註冊局改組後，多位堅持專業中立與倫理監管的資深委員相繼辭職，聲明反對政治干預及制度轉向。這些成員多為長期維護專業自治、具有學術及實務影響力的代表，其退出被視為專業自治體系崩解的象徵性事件。

辭職聲明中反映出內部決策過程中政治考量壓倒專業判斷，導致紀律程序透明度與公信力嚴重受損。這種情況引發社工界內部對註冊制度失去信任，從業者普遍感受到被「政治審查」與「信念審查」雙重壓迫，專業群體凝聚力與倫理實踐受到嚴重挑戰。

小結：國安法架構下專業自治的系統性解構

本章透過詳細歷史與政策分析指出，國安法及23條立法的強制實施，為社工註冊局的政治化與專業自治喪失提供了法律基礎與推動力。取消註冊事件與成員退出風波不僅揭示政治權力對專業制度的直接介入，更凸顯專業倫理與國家安全標準間的尖銳衝突。

此制度性改變使社工專業的社會服務功能受限，專業身份面臨重新定義與政治化危機，進一步加劇專業與政治間難以調和的張力。未來香港社工專業的發展需在高度政治化治理環境中探索新的生存與抵

專業治理的場域重構：制度變遷中的張力與抵抗

4.1 政治忠誠作為專業資格審查的核心？

註冊局改組後，最具爭議的制度變革之一即是將「政治忠誠」納入社工專業資格的審查標準。新修訂條例規定，所有申請及續期註冊的社工必須明確表態擁護《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區。此舉超越了以往專注於專業能力與倫理規範的評鑑，直接將政治認同作為專業身份的前提，從根本上改寫了專業資格的定義與門檻。

政府將此措施合理化為維護國家安全與公務員守則的延伸，試圖將政治忠誠視為公共服務的必要條件。然而，反對者批評這嚴重侵蝕了專業的中立性與自主性，轉化專業審查為政治審查，違背《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原本強調的倫理與專業能力核心精神。

從福柯「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觀點來看，國家權力透過制度化的政治忠誠審查，將政治規訓內化於專業資格生成過程中，打造「合法社工」的新形象。此種微觀權力的滲透不僅重塑了專業主體的身份認同，也反映治理權力在專業領域的深度擴張與細緻管控。

4.2 民選制度的廢止與行政委任的擴張

另一項關鍵改革是廢止註冊局中由社工直接選舉產生的民選成員，由行政長官全面委任所有成員。過去註冊局中約有八名民選成員象徵專業自治的核心機制，而今此權利被剝奪，專業社群喪失重要的內部參與管道。

以布迪厄（Bourdieu）的場域理論觀察，專業場域應透過成員間的競爭與協商，形塑其文化資本與規範系統。改組後，政治權力對註冊局的重編碼，使之成為「單向治理場域」（unilateral governance field），壓制專業社群的集體話語與決策能量。

結果不僅導致專業團體的集體失語與沉默，更使其自我審查與邊緣化趨勢加劇。此現象反映出政治力量對專業自治空間的系統性壓縮，專業場域的多元競爭與自治特質遭到根本破壞。

4.3 專業倫理與國家安全標準的對立與失衡

政治標準深刻滲透註冊及紀律機制，形成與社會工作專業倫理的尖銳衝突。社工傳統上強調人權保障、社會公義、個案自主及批判意識，與國家強調的秩序穩定與政治忠誠標準形成根本矛盾。

例如，部分社工因在2019年社會運動中為示威者提供情緒支持，被指控「同情違法行為」而遭投訴。新制度下，類似政治敏感行為容易被定義為違紀，專業倫理逐漸被政治審查標準取代。

根據Freidson（2001）的專業理論，專業應具備獨立的知識體系與倫理規範，避免成為市場或國家的工具。然而香港社工遭遇顯示，國家權力介入使專業倫理淪為「潛在威脅」，甚至成為被管制的目標，專業批判與自主性受限，專業身份被政治化工具化。

4.4 註冊局的去自治化與角色轉變：從專業監管者到「治理代理人」

註冊局的角色歷經根本轉型，從原先的「專業自我監管機構」淪為行政主導的「治理代理人」。此轉型不僅反映於成員組成及決策流程，更反映在其職能與組織文化的本質變化上。

過去註冊局以民主協商為基礎，強調專業倫理與公共責任，致力維護專業監管的代表性與透明度；改組後，決策走向自上而下的命令體制，審查標準由政治忠誠取代專業判斷，組織文化重視服從及官方定義的政治中立。

運用福柯治理性框架，此現象展示國家權力對專業場域的深度再造，註冊局成為維繫國家統治秩序的工具，專業標準功能化與政治化，批判性與獨立性顯著削弱。

小結：政治治理下的專業淪陷與抵抗的曙光

本章深刻揭示註冊局改組引發的多層次張力，反映香港社工專業面臨的結構性困境。政治忠誠審查的導入、民選制度的廢止、專業倫理被國安標準取代，以及註冊局從專業自主管理轉向行政控制，均是專業制度被納入國家治理框架的具體展現。

然而，專業界內部依然存在透過學術論述、行業倡議及國際連結等多元方式抵抗政治干預，努力捍衛專業核心價值與倫理底線。這些抵抗行動，雖面臨巨大壓力，卻為未來專業自主的復興提供了曙光與可能性。下一章將提出理論反思與實務建議，期望為香港社工專業的未來發展開拓出新的路徑。

專業淪陷下的政治操控與抗爭困境

5.1 香港社工專業自主遭國家治理強力侵蝕與政治操控

本文從制度變遷視角出發，聚焦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自1998年成立至2023年重大改組的歷史進程，結合專業主義理論與福柯「治理性」（governmentality）分析框架，系統探討專業自主如何在特定政治語境中逐步被國家治理邏輯吸納並轉化為治理工具。主要發現可歸納如下：

1.註冊局作為專業自主制度的體現

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設立標誌著本地社工專業化的里程碑，彰顯Freidson強調的知識壟斷及自我監管特徵。透過民選代表制度、紀律審查與資格管理，社工專業在制度上擁有自主訂定實踐標準及倫理規範的主導權。

2.專業制度的政治化與治理滲透

隨著社會政治環境的劇烈變動，特別是《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政府逐步將社工專業視為治理風險來源，將註冊局納入國家政治治理體系。政治語言（如「五宗罪」、「去政治化」）成為轉化制度治理邏輯的關鍵工具，使註冊局從專業自主機構轉向治理機器。

3.制度改組中的專業—國家張力重構

政治忠誠成為註冊標準、民選制度被取消，註冊局轉型為行政主導的治理工具。此變化正反映Evetts所提出的「新專業主義」：專業身份不再由獨立知識與倫理基礎建構，而是服從於政策導向與政治意志的管理系統。

4.專業倫理的政治化與制度功能轉向

社會工作核心價值如人權、公義及批判意識，在政治語境中被視為潛在風險，專業倫理的獨立性遭到侵蝕。註冊制度從保障專業價值轉向政治審查與管控工具，削弱社工在公共領域的介入與影響力。

5.2 專業制度的重塑與權力介入

透過專業主義理論與治理理性視角，本文指出當代威權治理下專業制度轉向的三大結構面向：

專業作為治理場域的重新界定

傳統理論視專業為相對自主的知識與倫理場域，但從Foucault治理性觀點，專業體系本身可能成為國家治理延伸。專業知識、倫理標準及資格審核被政治語言重新編碼，反映治理權力的微觀滲透。

專業自主與政權穩定之內在張力

Freidson強調專業需保持對抗國家與市場的能力，然香港案例顯示，當專業被視為威脅政權穩定，專業空間及倫理自主即被壓縮，轉而強制政治忠誠與制度服從。

專業場域的權力競逐性質

延伸Bourdieu場域理論，專業場域並非單一權力主體的獨佔空間，而是國家、專業社群與民間力量等多方權力競逐話語權與正當性的場域。註冊局變遷即是該場域權力重組的具體表徵。

5.2.1 註冊局對離港社工的查詢及政治報復：專業制度中的治理技術與權力操作

近年來，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以向離港社工查詢是否仍具備「經常居留港」身份為由，意圖藉由取消非經常居留者的註冊資格，實施對支持民主運動社工的報復性打擊。此舉明顯超越了專業資格管理的本質，成為一種政治控制與懲戒的工具。離港社工多因政治環境壓迫選擇出走，註冊局此舉等同於利用行政程序對政治異議者進行制度性清洗，威脅專業生涯與個人尊嚴。

從福柯的「治理性」（governmentality）視角來看，此事件體現國家權力通過制度化監控與規範手段，在微觀層面執行政治治理。註冊局作為專業自治的表面機構，實質已成為國家監控和控制專業人員的工具。政治語言與行政規則被重新編碼，專業資格不再僅是知識與倫理的認證，而淪為忠誠審查的標準。這種治理技術不僅削弱了專業自主，更製造出恐懼與自我審查，迫使專業群體被動服從政權意志。

此外，此案例亦呼應Evetts「新專業主義」中對專業身份被政治化與管理化的描述。專業群體原本基於知識權威與倫理責任自我定義，然而在威權政治壓力下，這一身份被迫服從政策需求與政治忠誠的考核，專業倫理與公共使命遭到嚴重侵蝕。此種權力操作反映專業場域的權力競逐極為激烈，專業不再是純粹的知識場域，而是政治鬥爭的前線。

註冊局對離港社工的查詢與資格剝奪，清晰暴露當前香港專業制度如何被國家權力工具化，成為鎮壓異見、消弭反抗的重要機制。這不僅是對社工專業自主的嚴重挑戰，更是對整個公民社會多元價值與言論自由的深刻威脅。

5.3 對香港專業制度未來的省思

在專業治理邏輯全面轉向政治行政主導背景下，本文提出三項未來發展的關鍵反思：

（一）專業自主性的重建與延續
在高壓政治環境下，制度性自主受限，專業社群應從基層社群與倫理認同出發，探索非制度化的專業實踐路徑，如國際合作、學術倡議、社區實踐與地下知識生產，以維繫專業價值根基。

（二）專業教育的知識倫理與政治挑戰
面對政治忠誠成為註冊新標準，專業教育體系承受嚴峻挑戰。教師、學生及實習機構需協力守護批判性思維與倫理反思，維護教育的批判精神與專業倫理核心。

（三）制度改革中的抵抗空間與公共性維繫
儘管註冊制度遭制度性改寫，專業公共性尚未徹底喪失。專業團體及個別實踐者可透過媒體倡議、國際連結及公民教育持續拓展發聲空間，構建體制外的公共討論與價值實踐場域，對抗單向治理下的話語霸權。

結語：制度失序，價值不滅

香港社會工作者註冊局的制度演變，從曾經象徵專業自治與自我監管的里程碑，淪為國家治理體系中服從政治指令的工具，這種轉變令人痛心與憤怒。專業自主性不斷被剝奪，原本應堅守的批判功能被嚴重削弱，社工不再是獨立的「知識實踐者」，而淪為「治理執行者」，國家權力對專業場域的深度滲透與再造，揭示了一個專業被政治操控、制度失序的殘酷現實。

然而，制度可以被強制改寫，但專業的核心價值——人權、公義、批判精神與人文關懷——不應也不能因此消逝。在這高壓的政治環境下，我們更應當以憤怒和覺醒為燃料，堅定守護專業的倫理底線。不是看見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看見希望。這句話不僅是警醒，更是鞭策：唯有不斷堅持，才能在黑暗中點亮未來的曙光。

我們深知身處夾縫中的香港社工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但正因如此，更需彼此扶持，繼續以專業知識與倫理為武器，守護公共使命，推動社會公義。對於選擇留守香港的社工，願你們在逆境中保持堅韌與清醒；對於離開家園、遠赴他鄉的同行，願你們不忘初心，將專業精神與批判性思維帶往更廣闊的世界，成為全球社會正義的守護者。

無論身處何地，專業的火種必須被傳承與燃燒。唯有堅持，才能開創一條通往更公正、更人文的未來之路。這是一條充滿荊棘的道路，但我們絕不能放棄，因為放棄意味著讓政治權力徹底吞噬專業的良知與尊嚴。專業的價值，終將在人們的堅持與奮鬥中重新綻放光芒。

 

 

 

 

 

一個熱愛香港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