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文嘗試梳理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人口殖民」詭計，施行過哪些政策，以及這些政策的成效如何，是否真的達到「新香港人治港」的結果。

一九八四年中國共產黨就香港回歸一事上，提出了「五十年不變」的治港方針，即香港回歸中國的五十年內，保持當時的資本主義生活方式不變。當然這個「世紀謊言」於香港在二零一九年發生反修例事件後，並於二零二零年香港訂立《港區國安法》後便不攻自破，所謂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化為烏有。

然而中國共產黨在與英國商討香港回歸之初，在「五十年不變」和「港人治港」背後，便已埋下一個對香港的「人口殖民」詭計。回歸前及回歸後，嘗試透過不同的方式及政策，以輸出「中國人」到香港，以圖取代「香港人」，成為中國共產黨心目中的「新香港人」，以圖把「港人治港」變成為「新香港人治港」。

「單程證」從中國難民說起

中國共產黨對香港的第一個人口殖民政策便是俗稱「單程證」的「前往港澳通行證」，在了解這個政策出現前，先回顧「單程證」出現前，從中國內地來香港的中國人是在什麼情況之下，又是抱著怎樣的心態來到香港。

在1950年代之前，中國內地人可自由進出香港；及至中國共產黨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從中國內地移民湧入，港英政府才實施出入境管制，要求內地居民必須持有有效證件方能進入香港，惟執法未算嚴謹。

1950年代初至1980年代，中國共產黨發動不同的政治運動，迫使大量的國民黨人、資本家、平民百姓等為逃避運動逃到香港。 1949年，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並取得大陸的控制權後，中華民國政府相關的軍政人員，以及資本家、地主、農民等為了逃避新政權，南下逃到英國殖民地香港。根據大陸官方檔案顯示僅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由深圳出發的四次大規模逃港潮中，逃港者人數就達56萬人。由於人數眾多，香港政府在1950年5月起開始限制大陸人來港，並暫置國軍家眷於調景嶺；而中共因應抗美援朝，為了清除國民黨餘黨的需要，並沒有封鎖邊境，任由他們離開中國大陸，直到1953年韓戰結束後邊境開始收緊。而同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國大陸發動三反五反、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政治運動，仍然留在大陸的資本家、地主、富農、以至於與國民黨抗日有關的人都被清算並受到批鬥迫害，導致一些人在邊境封鎖後通過各種方式逃離大陸。其後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大量知識份子、異見者因此被打成「右派」受到迫害，引發第一次大規模以知識份子為主的逃亡潮。 1957年6月底至9月底，大陸公民第一次大規模通過寶安縣（今深圳市）越境逃亡到香港，歷時3個月遭到鎮壓而平息。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引發了大饑荒，許多廣東農民為了生存，紛紛外逃，1962年4月26日，在寶安縣，大陸從惠陽、東莞、廣州、南海、台山、海豐、潮安等62個縣（市）及全國12個省市自治區來的公民結成長隊伍，扶老攜幼，牽兒帶女，大量湧向香港，一日成功逃亡達到4,000人，參與逃亡人數8,000人，但是，51,395個來自12個省、62個縣市的中國大陸公民被迫遣返。 1962年5月6日，港英政府看到來勢洶洶的人流，感到恐怖和震驚，於是將抓捕的逃港者全部遣送回寶安。

可見中國內地在中國共產黨掌權後，先後出現不同的政治事件，一些知識青年為逃避農村的艱苦生活，紛紛偷渡前往香港。當年香港和中國內地經濟差距甚大，1978年廣東省農民人均年收入僅77.4元人民幣，一河之隔的香港，農民年收入卻高達13,000港元，不少中國內地人抱著改變命運的想法，放手一搏偷渡往香港。

當時中國內地人偷渡香港主要取道3條路線：一、經西邊的屯門后海灣；二、東邊的大鵬灣往東平洲；三、中線梧桐山抵港，前兩者均為海路。他們在黑夜中望著香港的燈光，抱著水泡破釜沉舟，默默划，默默踢，有的成功抵壘做了香港人，有的未到市區被抓要遣返內地，也有的在偷渡期間葬身大海。

1960及1970年代正值香港工業起飛，這班新移民為香港來帶來大量廉價勞動力，造就香港的經濟迅速發展，令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然而，隨著新移民泛濫，港英政府對非法入境者的態度開始由歡迎變為負擔。1972年，港府遂修改非香港出生的華裔居民的居留權，凡居留滿七年者即可獲得永久居留身份。

1974年11月30日，香港實施「抵壘政策」（Touch Base Policy）。「抵壘政策」一詞源自棒球術語，意思是球員只要及時觸碰「壘」，便不用出局；而當年實施的抵壘政策，則容許進入市區範圍（九龍界限街以南）的非法入境者申請成香港居民。抵壘政策的實施，某程度鼓勵內地人偷渡；而據當年被遣返的人表示，回中國內地後懲罰不算嚴厲，因此不少偷渡者屢敗屢試。

文革結束後，鑑於中國內地政局不明朗，偷渡者大幅急升，1977年偷渡香港的內地人不足1萬，1978年已增至超過2萬人，同年合法和非法入境者的數目更首次超出香港出生人口。基於中國內地移民數字開始影響香港承受能力，香港立法局遂於1980年10月23日一日三讀通過《1980年人民入境（修訂）（第2號）條例》，取消抵壘政策，轉為實施「即捕即解」，即拘捕及遣返所有非法入境者。

抵壘政策廢除後，港英殖民政府給予3日寛限期，讓已抵港的非法入境者在3日內到金鐘登記申請居留；又實施新法例，要求全港市民攜帶身份證出入，否則將被罰款1,000港元，歷時6年的抵壘政策宣告結束。

可見這段時期從中國內地，前往香港定居的難民，他們都是抱著逃避中國共產黨管治的心態。下面將會提及的「單程證」，則是被中國共產黨所「揀選」前往香港的要成為「新香港人」的中國人。不難猜想中國共產黨原先的想法，是希望這批「新香港人」擁抱著支持中國共產黨的價值觀，至少中國共產黨手持「單程證」的審批權，在一定程度上是希望輸出與它們持相同價值觀的中國人前往香港。

前往港澳通行證　接近330萬人口的人口殖民政策

上文提及的「抵疊政策」終結後，由於中國共產黨與港英政府雙方，都希望控制由中國內地前往香港的移民人數。中國共產黨與英國政府便在這個商討香港回歸的初期，雙方便制定了由1982年開始，每日批出75個單程證配額，即前往港澳通行證（英語：Permit for Proceeding to Hong Kong and Macao），俗稱單程證（英語：One-way Permit），前稱中華人民共和國前往港澳通行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局發給有香港或澳門親屬的中國內地居民前往香港或澳門定居的證件。前往港澳通行證因申請人在申領證件時需註銷中國內地戶籍，離開中國大陸的定居地這一行為「有去無回」的特點而被稱為「單程證」。

根據《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至3項，下列人士自1997年7月1日起可獲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
 

(一)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
(二) 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通常居住連續七年以上的中國公民；
(三) 第(一)、(二)兩項所列居民在香港以外所生的中國籍子女。

據當時香港政府的估算，九七回歸之後將有約75,000名港人內地子女符合第三項資格，可即時獲得居港權，其後每年也約有3,000至4,000人符合資格。為免這些合資格者在回歸之後蜂擁來港，香港政府在1993年與中國內地政府達成協議，單程證的每日配額自該年底起由75個增至105個，以期及早「疏導人潮」。1995年，香港政府估計仍有55,000名港人內地子女，可在1997年7月1日獲得居港權。政府在權衡香港的承受能力後，再次向中國內地提出增加單程證配額，於是配額在該年由每日105個增至150個。

這個單程證配額於1995年改為每日150個後一直沿用至今，而每日60個配額分配予符合香港或澳門居留權資格的兒童及30個配額是分配予長期分隔兩地的配偶，餘下60個配額則分配予下列申請人：一、不論年期分隔兩地的配偶；二、內地無依靠的兒童來港澳投靠親屬；三、內地居民來港澳照顧無依靠的父母；四、內地無依靠老人來港澳投靠親屬；五、來港澳承繼直系親屬產業的人士。

更值得留意的一點是，決定審批的權力全在中國共產黨手上，即回歸前的港英殖民政府及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也沒有權揀選這些「新香港人」，意即任由中國共產黨揀選他們「心有所屬」的中國人，來到香港成為「新香港人」。

粗略估算並假設每日的限額也用盡的情況下，由1982年直至「五十年不變」的2047年(由1997年回歸計算50年便是2047年)，由單程證輸入香港的「新香港人」總人數為3,281,700人，1981年的香港人口總數則為5,109,812。

中國共產黨推行當然不會單單推行「單程證」這個對香港的人口殖民政策。在教育方面，回歸後的香港特區政府便在給予香港本地生學額不足的情況下，大大提升中國內地學生升讀香港公立大學學士學位的學額；與此同時，香港研究院的中國內地生的修讀人數，更是比香港本地生的人數為多。下文將會把這個教育方面，對香港人口的殖民政策為大家呈現出來。

每年超過七千中國內地生入讀香港公立大學

香港公立大學收取中國內地生，由1996/97學年回歸前的只有5人，每學年提升的情況下，直至2020/21學年提升到7,645人。然而，香港公立大學每年只有約15,000個學士學額，給予香港年輕人升讀，現時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報考人數為50,000多名考生，即現時每年可升讀香港公立大學學士學額的百分比只有約三成。

與此同時，可見回歸前與2020/21學年香港公立大學收取內地生學額的提升了1,529倍，增加了7,640個學士學額。在同一時期，香港公立大學給予香港當地學生升讀大學學額，由1996/97學年的14,500個，直至2012/13學年才增加到15,000個，一直沿用至今。所以同一時期，所增加給香港當地學生的學額只有500個，增加的百分比只有不足3.5%。這個數目與比例，可謂厚此薄彼及天差地別的對待。

由1996/97學年直至2020/21學年，除了2012/13學年外，其餘的學年中國內地到升讀香港公立大學學士學位課程的學生，這25個學年人數一直都是在增加，且中國內地生的總人數高達92,202(見圖一)。

圖一

中國內地生佔香港研究院就讀人數高達七成

除了香港公立大學的學士學位名額外，香港研究院的學額於1997年，中國內地生只有882名，佔百分之28.3，與香港本地生的2,047名，佔百分之65.8。直到近年的數目，中國內地生佔的百分比已經約為七成(見圖二)。這是因為香港特區政府於1999年開始，放寬內地生來港就讀的簽證有關，以至2006年開始香港研究院的中國內地生的數目超越香港本地生的數目。

圖二

香港在學士學額給予中國內地生的數目不斷提升的同時，香港研究院的學額分配方面，更是中國內地生數目遠高於香港本地生的人數。不難猜想香港特區政府此舉，是希望把這些所謂高端人口，且他們在中國內地接受教育，中國內地的價值觀已經深深植入他們的腦海中，並且他們身為中國國籍的國民，只要留在香港居住滿七年便可取得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證，擁有參選權與選舉權，可以影響香港各級選舉的結果。

與此同時，他們畢業後擁有香港公立大學所頒發的高等學歷，變成很容易進入香港社會各界，甚至達到領導層的位置，影響這些界別對政府施政的支持。而且，香港特區政府有「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可以於畢業後留港一年，以便尋找工作。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英語：Immigration Arrangements for Non-local Graduates (IANG)），為香港入境事務處自2008年起實施的一項政策，容許在港讀書的非本地畢業生(只包括學士學位及以上文憑畢業生，非本地副學士學位畢業生無法申請)留港工作，藉此補足香港的勞動力，安排無配額限制，亦不限行業。2018年經「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獲派來港的人士當中，約91%為內地居民於2022年10月19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發表新一屆特區政府的首份施政報告，其中提出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將逗留期限由一年延長至兩年，方便他們留港/來港工作。這項政策由2008年開始直至2021年合共獲批的人數為102,703人(見圖三)。

圖三

2008年至2021年「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獲批人數

提及到高端人口，香港特區政府便推出一系列引入中國內地人口的專才計劃，下文將為大家逐一介紹，以及其變化的歷程。

輸入內地人口的各項人才計劃

自1999年12月17日，香港特區政府開始實施輸入優秀人才計劃（英語：Admission of Talents Scheme），不限行業也沒有配額，對象以中國內地優才為主。有關受聘人士必須有助於提高香港製造業或服務業的競爭力，特別是在知識為本、高科技、高增值的業務方面；他們必須具備優良而香港缺乏的資歷及專業知識或技能，通常須持有著名學院相關學科的博士學位，及具備在認可學院相關範疇經證實的研究經驗，或在著名的公司經證實的工作經驗。截止2003年3月31日，有269名優秀人才根據該計劃獲准來港就業。

2001年6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入境處推出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英語：Admission of Mainland Professionals Scheme）。這計劃旨在吸引一些具有認可資歷的內地專業人士來港就業，計劃只適用於資訊科技和金融服務業。截止2003年3月31日，有287名內地專業人才獲准來港工作。

香港入境處於2003年7月3日宣布，於2003年7月15日推出「輸入內地人才計劃」並由該日起接受申請，取代之前的「輸入優秀人才計劃」和「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申請資格，一、居住於中國內地的中國公民；二、具備香港所需而又缺乏的特別技能、知識或經驗的申請人；三、證明留港期間，能自行負擔自己和受養人，不需公共援助；四、沒有保安理由拒絕申請，沒有任何已知的嚴重犯罪記錄；五、一般要求備有文件證明的學士學位，良好的技術資格、經證明的專業能力或備有文件證明的有關經驗和成就，亦可獲考慮；六、確實有該職位空缺，申請人須已確實獲得聘用，而從事的工作須與其學歷或工作經驗有關，並且不能輕易覓得本地人擔任；七、薪酬福利（包括入息、住屋、醫療和其他附帶福利）須與當時香港專業人才的市場薪酬福利大致相同；八、現時工作單位或內地有關機關簽發的赴港工作同意書。由2003年「輸入內地人才計劃」開始至2021年為止，總共獲批的人數為150,351人(見圖四)，而當中中國內地人才的比例是佔大多數的。

圖四：「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的獲批總人數截至2021

除了上述政策外，香港還因《基本法》而曾經出現過一個中國內地輸入人口的情況，這便是「雙非兒童」，即父及母均是中國內地居民，且他們都不是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由於他們的子女在香港出世後，故其子女可以取得香港人的身份。

雙非兒童與《基本法》

莊豐源的祖父莊曜誠在1978年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來到英屬香港定居，莊曜誠之子莊紀炎及兒媳婦均於中國廣東省汕尾市居住，一直未獲香港居留權。1997年9月29日，莊紀炎夫婦持雙程證來到香港探親期間誕下莊豐源，同年11月莊氏父母返回中國內地，莊豐源則留在香港與祖父母同住。按當時的香港《入境條例》，莊豐源不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屬非法留港，故1999年4月入境事務處發信提醒莊曜誠指莊豐源沒有居港權並將被遣返。莊曜誠不滿，遂代表莊豐源申請法援而且入稟香港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質疑《入境條例》違憲。賈偉林、江令名律師行延聘並由法律援助署委派李志喜資深大律師及郭瑞熙大律師代表莊豐源答辯。莊豐源獲准繼續留在香港等待判決。

香港原訟法庭裁定莊豐源一方勝訴，指香港特區政府的《入境條例》相關條文違反《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依據為《基本法》第24條（一）所定義的「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故莊豐源是香港永久性居民。香港特區政府不服判決，上訴法庭維持原判，最後上訴至香港終審法院，2001年7月20日香港終審法院五位法官一致維持原判。

香港終審法院分析入境事務處處長提交的數據，從1997年7月1日至2001年1月31日，只有1,991名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母親是非法入境、持雙程證或短暫逾期居留香港，父親也僅是在香港臨時居留或不是香港居民）會因為判入境事務處處長敗訴而成為香港永久性居民。這類兒童每月約46人，每年約555人。入境事務處處長根據此數據，承認沒有跡象顯示他被判敗訴會導致大批人士立即從中國大陸湧入香港。終審法院分析這些數據，亦不認為判入境事務處處長敗訴會令香港承擔任何重大風險。

1996年8月10日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通過了《關於實施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的意見》，提出該條該款第（1）項規定的「在香港出生的中國公民」，「是指父母雙方或一方合法定居在香港期間所生子女，不包括非法入境、逾期居留或在香港臨時居留的人在香港期間所生的子女。」

另一方面，1999年6月2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香港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釋》指出：「本解釋所闡明的立法原意以及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已體現在1996年8月10日全國人大香港特區籌委會通過的《關於實施香港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的意見》中。」根據基本法，香港法院的判決需遵守是次人大釋法對基本法的解釋。

香港終審法院及香港入境事務處處長均同意1999年6月26日的釋法並沒有解釋第24條第2款第1項，該次釋法解釋了基本法第22條第4款和第24條第2款第3項，二者皆和莊豐源案無關。終審法院因而按普通法原則詮釋該段基本法第24條第2款第1項，為莊豐源案的關鍵，只考慮條文的字義所表達的立法意圖，而不考慮所謂「立法者的真正原意」。

莊豐源案確立父母雙方皆無香港居留權的中國大陸居民在香港所生子女可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只要在港出生就可以享受香港居民教育、醫療、房屋等福利。由於2003年中國大陸政府實施港澳個人遊(俗稱自由行)開始，越來越多來自中國內地大陸的孕婦赴香港產子，「雙非孕婦」及「雙非嬰兒」。

「雙非」在香港引起的問題逐漸惡化，香港民間反對「雙非嬰兒」擁有居港權的立場漸見鮮明。2011年10月23日，香港約1300人上街遊行，反對內地孕婦來香港產子，主張終審法院自我修正莊豐源案例消除其誘因。有香港孕婦抱怨香港的私營醫院產科床位已不易預約，只好改用公營醫院服務。

2012年2月1日，香港高登網民集資在蘋果日報刊登全版廣告，大字標題「香港人，忍夠了！」，提出「強烈要求政府修訂基本法24條！阻止大陸雙非孕婦無限量入侵香港！」。 2012年初，香港各大政黨開始關注雙非問題，立場大致分為三種：支持尋求人大解釋《基本法》、支持由香港政府啟動修改《基本法》的程序，以及反對循《基本法》方面入手。

建制派方面，自由黨支持尋求人大釋法[22]，民建聯、工聯會和新民黨亦表示贊同。泛民主派方面，民主黨及新民主同盟要求政府修改《基本法》，阻止日後在香港出生的「雙非嬰兒」享有居港權。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不支持釋法解決，但支持修改基本法。2012年1月19日，公民黨發出新聞稿，認為「循基本法方面入手」去解決雙非孕婦問題是「捨近求遠」，公民黨立法會議員吳靄儀促請時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曾蔭權「與中共中央政府協商，從審批內地旅客來港安排入手，實施有效的行政措施改善情況」。公民黨認為「行政措施已經是有效措施」，無須以「人大釋法」解決問題，以免衝擊香港的法治制度。

2012年4月，當時的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表示，不能保證2013年出生於香港的「雙非嬰兒」可以取得香港永久居留權，而香港社會的共識是雙非嬰兒「不是香港解決人口老化的正途」。同年4月26日，醫院管理局決定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在2012年至2013年的預約分娩，確保本地孕婦在公立醫院可優先使用產科服務。「零雙非」政策實施後，香港公立醫院無限期停止接受非本地孕婦預約分娩，私立醫院停止接受雙非孕婦在2013年1月1日或以後的預約分娩，雙非嬰兒數目大幅下降，由2011年高峰時的35736人下降到2013年的730人。2013年以後，仍有一些雙非孕婦到香港產子，有人因為入境時虛報懷孕狀況被定罪及判處入獄。「雙非」因為香港社會極大的不滿得以揭止，然而2001年到2016年，雙非兒童累積達到205,308人。(見圖五)

圖五   雙非兒童數目

各項政策與香港人口變化

上文提及多項有關中國內地把「新香港人」輸入香港的政策及事件，現在便了解一下這些政策至今，輪入到香港的人口數目總數是多少。

「單程證」為眾多政策中，所佔的輪入人口數量為最大，以文初推算由1982年至2022年這40年間，持「單程證」到香港的輸入人口為1,966,800人，實際約為1,600,000人，兩者相距大約為兩成。

《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自2008年實施至2021年合共批出102,703人，以2018年為例，當中獲批的約有九成為中國內地居民，2022年數據未有，以14年的平均數計算，則每年獲批的人數約為7,336人與2020年的7,154人及2021年的7,259人相當接近，估算2008年至2022年的總人數約110,000人，當中的九成則為99,000人。

各項輸入人才計劃的總輸入人口數目為下，主要以中國內地優才為主的輸入優秀人才計劃，總共批准了269人進入香港。輸入內地專業人才計劃則輸入287名內地專業人才。輸入內地人才計劃由2003年實施至2021年的總輸入人口總數為150,351人，2022年的數據未有，這19年的平均每年約為7,913人獲批，所以估計三個人才計劃，至2022年總共為香港輸入約159,000名中國內地居民。

引起香港社會極大不滿的「雙非」兒童，則向香港輸入了205,308人，這些政策總共從中國內地，向香港輸入超過206萬人口的「新香港人」。在文初已經提及過1981年的香港人口為5,109,812人，直至2022年的香港總人口數目為729.16萬人。由1981年至2022年香港的人口增長數約為218萬，這個人口增長總數差不多與上述各項計劃的人口總數相距甚近；與此同時，206萬的人口佔香港整體人口數目接近三成。而且，上述各項政策的圖表中可見，人口增長的趨勢是不斷增加，可以估計，中國共產黨與香港特區政府定必推出更多的政策，讓這個人口殖民的數字加速上升。舉例說明，就如香港醫院管理局，於2023年推行的「大灣區醫療人才交流計劃」，就是其中一個新增的引入中國內地居民到香港的政策，相信有關的政策會陸續有來。

中國大陸出生的人認為自由是一種病？

智利導演亞歷桑德羅•佐杜洛夫斯基（Alejandro Jodorowsky）的一句名言：「籠裏出生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

這句話是對自由的精闢描述。在籠裏出生，未嘗試過飛翔，當然完全不知道自由飛翔於海闊天空之中的滋味。它被主人飼養與籠中，不愁吃，也很安全，不須顧及受其他動物的侵襲。當它看到有其他鳥在空中浩翔，它會覺得在空中冒險，又要覓食，是不是有病呢？

當然，鳥的比喻是針對人。因為人也會在不愁吃穿卻沒有自由的環境下出生或生活久了，而變得頭腦和意志都怠惰了，不想再憑自己的自由意志在世界闖盪，甚而認為離開無須競爭的安逸的生活去外界自由闖盪是一種病，而不認為過著等吃等睡等死的日子有甚麼問題。

從中國內地來到香港的「新香港人」是否會覺得香港人擁有的自由是一種病呢？2015年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進行了一項為《香港「90後」的公民價值及參與研究》，該研究向全港25間中學派發問卷，合共訪問2896名中五學生。其中本地出生學生佔77.1%，內地出生學生為22.9%。有兩條問題問及受訪者身分認同和政治取態，其中前者為「目前社會上有人會說自己是香港人，有人會說自己是中國人，也有人會說兩者都是。請問你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中國人還是兩者都是」，本文將受訪者以此歸類為「香港人」和「中國人／兩者皆是」；而後者，本文以受訪者對不同派別政黨的支持劃分，問題為「你較支持香港哪個政黨、政團或政治派別」，本文作者根據政黨或政團政治取向將受訪者分為「建制派」、「泛民」和「本土派」。

調查顯示，內地出生學生隨著來港時間愈長，會愈來愈融入香港主流。若將內地學生以來港時間8年分為兩組，從表1可見來港時間1至8年的組別只有很少人（9.7%）會選擇自稱為香港人；但對來港9年或以上的組別，選擇自稱香港人的比例卻達33.2%。同時，香港出生的學生選擇自稱香港人的比例為54.5%。可見內地出生學生與香港出生學生雖在身分認同選擇上仍有差距，但差距已隨著內地學生來港時間大幅縮窄。當然這裏僅是粗略的時間劃分，並非說來港一超過8年就立刻會認同自己為香港人多些，但的確可見到來港時間愈長，內地出生同學會更融入本地同輩的趨勢是顯然的。

同樣情况也在政治取態上見到，尤其在支持本土派政團問題上。來港1至8年的內地出生學生中只有6.8%選擇支持本土派政團，與本地學生差距顯著；但來港9年或以上的則有16.8%，與本地出生的20.1%相距不大。而在建制派和泛民政黨支持上，不論其居港時間長短，內地出生與本地出生學生在這兩類黨派的支持上均無統計上顯著差異。這意味內地出生和本地出生同學的差異其實沒想像中那麼大，而且隨著在港時間愈長，內地出生學生會逐步加深對本地的理解，從而與其他同學在價值理念上更相似。

從這個研究的結果可見，從中國內地來到香港的「新香港人」，會漸漸認同香港人追求民主自由的價值觀，與中國共產黨希望輸入「新香港人」，以圖「殖民」香港產生支持中共價值觀恰恰相反，認為放棄自由才是一種病。這便解釋了為何香港社會在2020年《港區國安法》立法後，以及所進行至今還未完的政治清洗，令至香港公民社會近乎分崩離析前。香港出現一場又一場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如反國教事件、雨傘革命及佔領中環運動，當中亦見到不少年青人參與其中。及至2019年的反送中事件發生，更是青年人作為前綫的主幹支撐著整場運動，當中的網絡戰綫及國際宣傳戰綫也是由青年人作主要參與角色，推動這場香港最大型的公民抗命。在此筆者希望對這批青年人作出最大的致敬，亦感謝他們為香港帶來如此美麗及充滿愛的香港。

可惜《港區國安法》立法後，香港擁有的民主自由價值觀，在香港特區政府大力破壞下，慢慢在香港消失，在自由民主的氛圍消失後，從中國內地進入香港的「新香港人」恐怕真的會達到中國共產黨人口殖民香港的企圖。希望留下及離開香港的香港人，莫忘初心，共勉之。

 

 

 

 

 

一個熱愛香港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