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國際

photo-of-hong-kong-skyline-at-night-3038813

回歸第23年前夕,香港人正式迎向歷史命運,台灣人卻還未看清自己的歷史責任。台港必須共同承擔起世界的樞紐(pivot)角色,不只是地緣上的,還是精神上的——用希羅多德情境介入大局,來扭轉修昔底德陷阱,是邊陲者唯一可能改變宿命的機會。

「我們確實有權期待奇蹟出現。不是因為我們迷信奇蹟,不是因為不管有意或無意,而是人只要能行動,都有能力達成不可能、不可預測之事。」——漢娜鄂蘭,《政治的承諾》

今年111日,蔡英文勝選之夜演講,背後一字排開的執政團隊和新科立委,台下各就各位的基層黨工,顯示乘載台灣本土力量的民進黨世代梯隊已經完整——總統以817萬的歷史高票連任、國會過半二度全面執政,台灣人的百年民主追求歷經苦難來到收成時刻。

黨外時期從街頭與地方選舉起家,民進黨人才在選舉技術和政治行銷的成熟度,已遠遠將國民黨拋在後頭。但精於選舉術不代表會治理,台灣的民主實踐應往下一個階段邁進,民進黨在領導管理、體制運作、權力分配、凝聚國家共識的「善治」還有一大段路要走,卻也因國民黨全面崩潰,沒有足以制衡的在野黨,而有「權力傲慢」的危險。

本土力量已大致完成中華民國台灣共同體的建構,但學者吳乃德提醒「台灣民族還沒經過真正考驗」。[1]疫情是一次測試,台灣因防疫成功成為國際焦點,和香港有著天堂地獄的差別際遇,卻還未意識到從邊緣到重返棋局需要付出代價。

面對「無聲之戰」歷史新局「全民民防意識」必須建立

香港危機讓世界進入大歷史的新格局,台灣也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雖然國際圍堵趨勢漸明,但若制裁也無法將帝國慾望停損在香港,下一個危機就是台灣。

選後亡國感大減,防疫和罷韓成功的台灣主流社會沈浸在小確幸,台灣人對香港只有同情,不知覺自己是身處暴風眼才暫得平靜,無論政府或民間的憂患意識都不足,欠缺面對「終須一戰」的心理素質。

民進黨過去的人才培養主要在選舉、組織和地方治理,面對充滿變數的歷史新局雖有認識也有警覺,[2]但對國家戰略走向缺乏膽識和想像力,目前執政團隊在國安、資安、國防外交等領域的人才庫、經驗、視野,甚至是心態,[3]還不足以帶領台灣面對即將到來的嚴峻挑戰。

然而,台灣目前真正的當務之急,是建立「全民民防意識」。這並非取決於美國總統是誰、兩黨是否抗中、美方軍售數量或國軍防禦能力,而是台灣社會面對「終須一戰」的知識儲備、意志和心理素質。

我們從香港的血淚經驗看到,港人經過去年長達5個月的實戰,一年醞釀「攬炒」,面對來勢洶洶的港版國安法,雖有國際強力支持,還是對香港社會造成實質的震懾效果。但港人去年也因長期運動長出星火燎原的「全民抗爭意識」,及黃色經濟圈等社會支持網絡,北京強力碾壓反而讓人心更緊密。

反觀台灣處境,雖然擁有科技戰核心的台積電和第一島鏈中心的戰略地位,但台灣不像高度國際化的香港,西方在港持份太多(本國公民和資金)很難放棄。近日雖有分析警告中共武力犯台可能,但面對台海緊張局勢升高,未見西方主流輿論呼籲保衛台灣是不可迴避的責任——主張對中國外交斡旋的自由派態度曖昧,即使友台的對中鷹派也對台灣長期的國防政策如縮減軍備、取消徵兵制感到不解與疑慮。[4]

香港人已證明,為了捍衛我城的自我犧牲,和不畏一戰的意志,才可能引發讓國際社會震動、共同行動的巨大能量,可見天助自助者,國際支持將取決於台灣人自我防衛的決心。[5]

中國因素的民防意識是抗疫成功關鍵

然而無聲之戰不一定是傳統戰爭,中共「超限戰」的思路是一切可以讓民心崩潰、迅速拿下台灣的方式,從癱瘓電力、電信、網路、金融系統到生化戰都有可能,「全民民防」不一定是軍事,重點是「民防意識」。

這次台灣的成功防疫經驗可知,從初期警覺SARS重演的危機意識、民眾支持禁止口罩出口、不輕易開放邊界、願意讓渡隱私配合居家防疫,到配合指揮中心的口罩配給制……除了政府即時靈活、公開透明的應對外,台灣社會對中國因素的「民防意識」,是讓官民緊密合作,使民主防疫體系順暢運作的關鍵。

事實上,台灣公民社會已建制了民防系統,然而這並非疫情發生時才建立,也非政治部門能夠主導,而是超過十年的公民社會累積——2008年學者吳介民提出「中國因素」開始,幾個重要社會運動如2012年反媒體壟斷、2014太陽花,以及民間活絡的公民座談等長期教育,才慢慢成為大眾意識。

20181124大選的韓流「輿論戰」震撼,讓台灣公民社會選後自主動員,有機生長出各式素人組織、網路群組等平台,迅速建立「反統戰」「反資訊戰」的識別、教育和防衛機制。經過2019年的議題發酵和實戰回應,2020年大選看到成效,並在過年後爆發的武漢疫情發揮作用——選後原有機制持續運作,除了打假訊息,也將正確的防疫政策快速傳播到政府難以觸及的民間角落。

中國因素帶來的「亡國感」讓台灣公民社會多年維持動能不墜,有足夠主體性和自信,願意信任政府和賦權,一起將等同作戰的防疫打得漂亮。相較之下,近年西方媒體雖對中國銳實力的討論不少,政治及知識菁英對中國也不信任,但還是缺乏實務經驗輕信中國和WHO提供的疫情訊息,再加上安逸已久的歐美公民社會過去毫無知識儲備(至今還不大願意戴口罩)和危機意識,於是官民信任和醫療系統一起崩潰。

從近日美國黑人命貴(Black Life Matters運動看出,疫情讓民心潰堤在先,意外再加上政治和科技因素的助燃效果,出現暴動及趁火打劫和的變調,可見防衛意識在全民心理佈建的重要性。

台港邊陲者的樞紐Pivot角色

這場兩個核心與兩個邊陲的無聲之戰正走向終局,但是誰的終局還未知數。

我們不能迴避的現實是,疫情後更加集權的中國遇上分崩離析的西方,民主陣營的情況並不樂觀,但不代表港台只能被動接受結果。

正因為兩大「核心」面對的社會現實及結構利益,和兩小「邊陲」不盡相同,台港如果只隨核心邏輯起舞,就注定成為大國的棋子或棄子。1949的歷史斷點讓台港命運差點交會,最後還是殊途同歸,兩地社會發展如同鏡像,面對巨變的新時代,台港才是深有共鳴、有共同願景的真正盟友。

於是,同處帝國邊陲的台灣人及香港人,在清楚地緣宿命的侷限同時,也要認知到自身的創造性,共同承擔世界樞紐(pivot)的角色,不只是地緣上的,還是精神上、實踐上的——

香港人短時間內以驚人的進化和勇敢迎戰的精神,透過不懈的抗爭,喚醒西方曾為自由而戰的古老記憶;而台灣經過資訊戰和防疫戰的操練,和長年面對「中國因素」的經驗,我們有責任以有創意的公民社會、良善的科技應用,和有想像力的政治治理,探索出兼具防衛能力和開放價值的民主典範轉移,[6]為西方已呈現老態的民主體制注入活力和自信。

唯有改變扈從心態,一起成為前行者,讓共同信仰的國際成員追隨,台港才可能在國際現實的的權力鬥爭中,以邊陲者精神來定義這場無聲之戰。將大國政治的修昔底德陷阱,扭轉為理念之戰的希羅多德情境,是台港擺脫地緣宿命的唯一機會,也是台港同盟最大的意義。

台灣必須幫助香港但不侷限政治共同體想像

香港回歸23年的七一前夕,晚上11點《國安法》生效,台港已是命運共同體,台灣不能只有聲援香港、同情香港,而是必須幫助香港。

然而,在深思「台港同盟」的實質內涵之前,我們恐怕也要比過往更誠實面對彼此處境,從歷史汲取教訓。

80年代香港人主體意識還未成熟,中英談判時,欲從英國解殖的香港愛國青年,將香港民主與中國民主捆綁一起,從此香港民主論述陷入「民主回歸」的主從邏輯。當年中港民主共同體的美好幻想,導致的今日困局,需由下一代的犧牲來打破。

2014年雨傘運動的內部分化可以清楚看到,當時主導運動的香港泛民由於深受中國八九民運影響,對香港民主的想像是透過香港最終達成祖國民主化,而非鼓勵香港主體性。因而壓抑、嚴厲批判初冒起的本土認同,運動策略也因六四陰影而有諸多自我設限,[7]直到去年的反送中運動,年輕抗爭者的心靈徹底解放,才有長達半年的波瀾壯闊,「香港人認同」才算真正穩固,成了學者吳叡人認為「香港人追求民主的唯一武器」。[8]

如果我們探究台港兩地的深刻共鳴,都是被中心壓迫所長出的邊陲身份認同,以及對命運自主的渴望,和中港共同體的「民主回歸」本質不同,那麼台港同盟不應只有最直觀的政治共同體想像。台港同盟若要真正緊密,就應該理解彼此的現實,共同尋找出路,才是真正的價值同行者。

台灣人必須清楚「香港人」的真實結構。97回歸以後香港大開邊界,結構性的中國新移民沒有真正融入香港共同體,但造成資源排擠、貧富不均、樓價高漲等香港社會問題,[9]也是中港關係惡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從王立強間諜案牽連出的向心案可見,許多中資和中國移民用香港身份進到台灣,建立情報和社會網絡。去年一整年台灣民間反統戰不遺餘力,社會對於「紅色滲透」已經建立警覺,現在面對香港身份的結構大洞,擔憂並非空穴來風,應謹慎以對。

另一方面,港人也需同理台灣的艱難。台灣和歐美國家不同,可能是全世界最不適合為香港制度性大開邊界的國家。除了越見凶險的兩岸關係,還牽涉到複雜的國家定位和憲法問題,制度性大開政治邊界更容易落北京口實,有攻擊台灣的藉口。

而港生在校園貼列儂牆被陸生撕毀、何韻詩和銅鑼灣書店老闆林榮基被親中人士潑漆等事件,並非孤立個案,顯示台灣和香港一樣,社會內部有綿密的中國協力者和代理人網絡,國家安全會是首要考量。

台港有機共同體:理解彼此共同尋找出路的價值同行者

而從台港的經驗看到,好的民主實踐需要明確的國家認同和邊界。政治共同體可以自由選擇,只要符合每個政治實體的規定(身份條件、投資、婚配、居留時間等),但成為社會共同體的條件更複雜,因為人/社會/文化是有機的,並非用「進步價值」要求,社會就要理所當然接納和共融,必然要經過「同化」及「融合」的過程。

如果放諸國際難民議題,無論是羅興亞、敘利亞難民的悲情,都可贏得巨大同情,讓一些政府被道德施壓接收,但長遠來看造成的社會問題和內部衝突成本卻很大。

香港身份在台灣邊境原本就享有《港澳條例》特殊待遇,在進入一國一制的時代,若要求台灣政府更開放邊界:放寬移民條件、制度性給政治難民身份,反而很容易增加台灣社會的疑慮,可能是最便宜行式的「支持香港」。而往往能自由選擇政治共同體的群體,是有流動能力的菁英,不是台灣人最同情的底層抗爭者。

另一方面,台灣經過70年才慢慢從不同族群的分歧認同,共融成中華民國台灣認同,凝聚共同體的過程如人飲水。台灣人認同面對此刻的歷史新局還是不夠穩固,[10]現在大開邊界容納新的族群,恐會增加更多不穩定因素。

從香港社會依舊有共同價值(撐民主的黃絲),但身份認同不同(香港人vs.中國人)產生的矛盾可知,[11]現實是身份認同對共同體凝聚力往往遠大於價值。而香港人此刻又需要更強的認同來度過黑暗,於是,一旦制度性開放邊界,必然會面對一定數量的香港移民在融入「台灣共同體」過程中,在資源分配、國家認同等核心利益衝突時被要求忠誠。

雖說台港關係沒有中港關係的矛盾,還是可能壓抑原生認同的主體性,[12]造成兩地民間社會矛盾的風險。因此應避免用「進步價值」的政治正確慣性,急就章的要求台灣社會馬上接受對港開放政治邊界,重蹈中港矛盾覆轍。

反觀台灣經驗,過去幾十年訴求國際社會道德聲援承認台灣身份的悲情牌,特別是2003SARS台灣國際孤兒,卻沒有這次疫情「Taiwan can helpTaiwan is helping」來得巨大能量——國際社會認為要跟台灣學習,必須將台灣納入國際組織——國際孤兒多年的台灣人自立自強,反而更為國際接納,這個心境轉變導致命運轉變的例子,值得香港人深思。

但這不代表台灣不能幫助香港,相反的,台灣必須要更開放社會邊界,台港共同體的精神,應該是有機的、文化的、社會的——

台灣政府必須提供足夠的資源救援、長期居留和安全照護,七一正式營運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接手公民團體難以負荷的工作;[13]而台灣社會要更主動認識、持續關心香港,以社會安全網絡承接香港流亡者,幫助他們融入台灣生活。

如對銅鑼灣書店的支持,或對黃店、黃色經濟圈的支持。透過民間社會交流、思潮激盪、運動經驗分享,共同充實台港同盟的內涵。港人對台灣政府人道援助的期待,若不侷限在「取得身份」,而是「長期居留、避難照護」方向思考,或許可為台港社會的有機共同體取得空間,形成既獨立又扶持的關係,同為邊陲的樞紐角色更能靈活發揮。

結語:自由人的行動

無論如何,民主追求和社會發展猶如鏡像的台港,此刻只能照看彼此,在狂風暴雨中抱緊自由——

香港欠缺經驗,可以從台灣的民主百年追求中理解,長夜漫漫永不放棄希望;台灣欠缺意志,今日香港是昨日台灣,提醒我們是先人犧牲才得以享受民主果實,不能在小確幸中繼續安逸。

香港喚醒了世界,台灣要用實證為民主陣營指出新路,而在艱難時代的開端,漢娜鄂蘭的思想或能給我們一絲寬慰,那是她在《政治的承諾》裡提及關於「自由人的行動」

「(節錄)從一開始,自由就包含著冒險犯難的成分。因此只有那個自由的人隨時可以拿自己的生命冒險,而懷抱著不自由,奴性靈魂的人則緊緊抓住生命。

人本身有最驚人而神秘的天賦『行動』。行動獨特之處在於它啟動一個過程,而行動也標示某件事情的開端,啟動新的事物,掌握主動權。每個人本身就是一個新開始的事實。」

 (本文部分經費由國家文藝基金會贊助)


[4] 美國前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新書《事發之室-白宮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 A White House Memoir)提及,川普對台軍售的態度不可信任,但台灣也一點沒有表現出好戰的姿態。波頓認為近年台灣大幅縮減軍力超過一半,是巨大的錯誤。

[8] 吳叡人,〈導讀香港:致一場未完的革命〉,《報導者》

[9] 林怡廷,〈【香港回歸20年】「港漂」的告白,誰是香港的未來?,《下雜誌

[13] 同註29

 

 

 

 

 

作者 張海渱 為媒體工作者 

最近更新: 2020-07-02
回上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