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創作自由的十年飄移

當年《十年》的橫空出世，猶如在寧靜表面投下一顆思想震撼彈，揭示出香港社會對未來的不安與對自由逐漸流失的深層焦慮。那時的電影圈，儘管政治氣候漸趨緊張，創作者仍擁有一定空間，能以隱喻、暗喻與象徵手法表達立場，觀眾也願意解讀其中的政治語言。然而，隨着社會事件接連發生、國安法落地與文化政策收緊，這份創作自由逐步被制度化審查與市場壓力壓縮。創作者被迫在現實與理想之間尋找夾縫，有人選擇出走、有人轉往地下放映，有人則投向國際舞台尋找自由之地。這十年，不僅是審查制度強化的十年，更是香港電影人為守護創作自主而持續抵抗的十年。他們用鏡頭記錄歷史、用故事對抗遺忘，也在沉默中尋找說話的方式。

一、回顧十年前：尚有裂縫的自由與萌芽的勇氣

1.1 《十年》：警世預言與制度裂痕的暴露

《十年》的出現，不僅讓港人重新關注本地創作的政治潛能，也喚起了電影作為社會介入工具的可能性。五段短片涵蓋語言政策、青少年極端主義、歷史記憶消失、街頭抗爭與恐懼社會等議題，雖無直接點名，但映照出當下的現實與未來的焦慮，反映香港人面對身份轉變、價值模糊與制度崩解時的共同創傷。電影以極有限資源拍攝，但憑著真誠與批判的精神，引發觀眾深度共鳴，也在影評與輿論界掀起廣泛討論。

然而，《十年》帶來的震撼，也同時揭露了制度的不寬容。當主流影院拒絕再次上映該片，當中國官媒《環球時報》斥其為「毒草」，甚至指其「妖魔化中國」，這種反應說明作品已觸動權力核心的敏感神經。香港電影金像獎對該片的肯定被視為文化界的勇氣之舉，但也令該屆頒獎典禮遭中國央視全面封殺，無法轉播，進一步加深港中文化之間的裂痕。創作自由與主流接納的矛盾，在《十年》事件中浮上檯面，揭示了即使創作人在法律上仍可發聲，但實際上，來自市場、政治與輿論的多重壓力，已逐步築成無形的高牆。

1.2 政治審查仍在，但較為低調

在1997年回歸後的初期，香港電影依然享有相對自由的環境。不少導演利用這段過渡時期的空間，創作具批判性的喜劇、政治隱喻甚至嘲諷大陸官僚體制的片段，例如周星馳主演的《國產零零漆》便被解讀為對中共官僚階級的諷刺。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崛起及文化影響力滲透，香港電影業也開始面對「市場主導」的壓力。2004年簽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雖名義上促進兩地合作、拓展市場，但實質上也建立了一個「題材篩選」的隱性機制。導演若欲進軍內地市場，必須考慮審查制度的接受度，導致內容傾向回避政治爭議。

這種趨勢使得許多香港電影轉向娛樂化、無害化的題材，如古裝、愛情、喜劇、動作片，而對現實社會問題的探討則被邊緣化。雖然當時尚未有強制性政治審查，但「潛規則」的存在讓許多創作者自我調節，進一步削弱香港電影作為公共討論平台的功能。這樣的變化表面平靜，實則是自由空間的慢性侵蝕。正如不少電影評論人所指出：「那是一個尚未封口，卻已不敢開口的時代。」

二、新世代的爆發與制度挑戰：2015–2019

2.1 香港新浪潮精神的延續

香港新浪潮電影運動誕生於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是香港電影史上一次重要的革新，導演如許鞍華、黃秋生、爾冬陞等人勇於突破傳統敘事與類型限制，探討社會現實與個人心理，結合街頭生活與大時代背景，展現獨特的香港視角與身份認同。這種精神深植於香港電影文化，啟發後來一代創作者不斷嘗試多元化表達與創新手法。

到了2010年代，新生代導演們繼續發揚這種勇於探索的態度。作品如《歲月神偷》（2010）通過細膩的家庭故事折射社會變遷，《志明與春嬌》（2010）則以都市愛情喜劇風格捕捉年輕人的生活狀態，而《桃姐》（2011）更以溫情刻畫香港本地勞工階層的真實生活。這些影片不僅在本地贏得口碑，亦在國際影展上獲獎，展現港產片在藝術與商業上的雙重價值，證明本土故事仍有廣泛吸引力。新浪潮的影響不僅限於風格，更是一種文化自覺，促使創作者在全球化壓力下，持續反思香港的身份與未來。

2.2 自由仍在，但已預示制度壓力

儘管新浪潮精神依然存在，但從2015年開始，香港電影的創作環境逐漸顯露更多隱形限制。許多新一代導演在嘗試突破時，已明顯感受到來自政治氛圍與市場取向的雙重壓力。像ViuTV和鮮浪潮這類平台的出現，雖為年輕創作者提供了寶貴的展示機會，卻也反映出傳統主流媒體和院線對敏感題材的戒心依然很高。

著名導演杜琪峯在接受訪問時坦言，過去拍攝《黑社會》系列電影能較自由地描繪黑幫世界與香港社會的複雜面貌，但如今要繼續拍攝《黑社會3》則面臨諸多困難。他指出：「現在政治環境和審查越來越嚴，很多題材變得敏感，很多時候是自我審查讓創作受到限制。」他表示，若《黑社會3》涉及較多黑幫暴力或政治隱喻，發行上將面臨巨大挑戰，「即使是故事性很強的劇本，也可能被認為不合時宜，難以通過審核。」

杜琪峯進一步形容，電影創作氛圍「不似以往自由」，尤其是描寫社會黑暗面的題材越來越難以公開表達，這對於以往以反映現實為主的香港電影來說是一大阻礙。他強調，雖然市場仍有需求，但制度與政治壓力讓導演在題材選擇和敘事上不得不謹慎拿捏，甚至影響了作品的藝術深度和社會批判力。

儘管如此，鮮浪潮等獨立平台的存在仍是創作自由的一線希望。這些平台以較低門檻鼓勵新導演製作實驗性質作品，讓創作者保持創新與批判精神，為港產電影注入活力。可惜的是，資源有限和外部壓力常讓這些聲音難以擴散，反映了制度挑戰對新世代創作空間的深遠影響。

三、後2019：抗爭、國安法與創作收縮

3.1 2019年示威浪潮與影像空間的裂縫

雨傘運動與2019年的抗爭衝擊了社會底層價值，也促成一波政治題材影片，如《理大圍城》《佔領立法會》《時代革命》等出現。但這些作品雖獲許可，卻時常被要求在片前加上警示字句，或因戲院拒映被迫改以民間放映方式。政治呈現成為極大敏感區。

3.2 國安法下的審查強化

2020年，《香港國安法》施行，翌年香港政府啟動電影檢查法修例，審查焦點擴展至“是否不利於國家安全”。修例後，官員有權撤銷已批准影片的公映許可，刑罰也大幅加重。學者與導演指出，這導致自我審查成為常態，創作自由引至寒冬。

3.3 創作風險提高，出走與國際舞台成新出路

面對嚴格的國安法及電影審查新規，香港的電影人和藝術家普遍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壓力與風險。許多原本敢於直面政治敏感議題的創作者，不得不在題材選擇上謹慎再三，甚至放棄某些故事的講述，避免觸及敏感紅線。這種氛圍不僅限制了電影的內容多樣性，也使得創作者的表達空間逐漸收窄。

因此，越來越多導演和藝術家選擇「出走」，或至少將作品的首映和主要展示轉移到海外市場及國際影展。他們希望在更寬鬆的環境下保有創作自由，並藉由國際平台爭取更多關注和支持。例如，紀錄片《Blue Island》由於涉及香港抗爭敏感題材，未能在本地上映，轉而走向國際舞台，獲得多個國際影展的邀請和國外資金贊助。這種「走出去」成為香港電影界面對壓力的新策略。

此外，2024年的報導揭示，香港藝術圈的出走現象愈發明顯，許多有影響力的創作者為了逃避審查和政治迫害，選擇離開香港尋求更自由的創作環境。這不僅導致本地創作人才流失，也讓香港作為亞洲重要電影與藝術中心的地位受到威脅。衛報指出，文化多元與創意生態正在逐漸瓦解，香港的藝術自由空間已嚴重萎縮。

在此背景下，連一些看似無害的作品也難逃自我審查的影響。2023年，《小熊維尼血與蜂蜜》原定在香港上映，卻在上映前夕被戲院突然撤映，雖然官方否認是因政治原因，但業界普遍認為這是出於對敏感政治符號的忌諱所致。這一事件成為香港電影業自我審查氛圍的縮影，反映出即使是西方動畫作品，在現時香港政治氣候下也可能因「敏感」元素而遭遇阻礙。

整體而言，後2019年香港電影創作環境由自由逐步走向緊縮，制度與政治壓力讓創作者的抗爭與掙扎更加艱難。儘管如此，仍有不少人選擇堅持，以不同形式尋找屬於自己的聲音與空間，期待未來有一線曙光。

四、對照分析：創作自由的十年變遷

下表簡要對比這十年香港電影在創作自由上的主要變化：

時期	創作自由特徵	代表事件／現象
2010–2015年	「不自由」仍有空隙，社會政治題材可實驗	《十年》獲獎但遭主流回避
2015–2019年	新世代嘗試平台積極，創作空間仍存	鮮浪潮、ViuTV支持短片創作
2019–2021年	政治敏感題材受限，審查壓力漸重	《理大圍城》等紀錄片遭標示與民間放映
2021年以後	國安法下制度化審查，自我審查蔓延	片許可撤銷、撤映、導演出走
全期趨勢	審查尺度逐年收緊，自由空間漸被吞噬	合拍趨勢強化，政治題材主要移向國際市場

回顧這十年，香港電影創作自由呈現出明顯的收縮趨勢。2010年至2015年間，雖然已有政治敏感議題引發爭議，但社會氛圍相對寬鬆，創作者仍能在有限空間內嘗試帶有批判性的作品。《十年》的成功上映與獲獎，象徵著那段時間香港社會尚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與創作自由。

隨著2015年至2019年新一代導演的崛起，借助鮮浪潮及ViuTV等新興媒體平台，更多具實驗精神與本土意識的短片和獨立電影得以問世，創作氣息依然蓬勃。然而，政治敏感度開始上升，自我審查的影子逐漸浮現。

2019年抗爭浪潮後，政治題材迅速成為高敏感區，紀錄片和相關影片在上映過程中屢遭限制，甚至必須改用民間放映等替代方案。此階段的審查壓力明顯加劇，政府與主流機構對影片內容的管控日趨嚴苛。

2021年《香港國安法》生效後，電影審查進入制度化階段，政治審查變成法律工具，導致自我審查普遍化。許多電影遭遇撤映、取消放映許可，創作者面臨嚴重打壓，不少人選擇離港發展，創作自由進入寒冬。

整體來看，十年內香港電影創作的自由空間不斷被壓縮。合拍片機制雖為電影業帶來資金與市場，但也加強了對內容的限制，政治題材的發聲平台逐漸轉移至國際舞台。這種變遷反映了香港整體政治文化環境的深刻變化，也提示未來電影創作需在新現實中尋找突破與生存之道。

五、創作人的發聲：抗爭與反抗符號的延展

在這十年創作空間逐漸收縮的背景下，許多香港電影人選擇透過作品與言論積極發聲，成為抗爭與反抗的象徵。導演周冠威坦言，自從CEPA推動合拍片以來，香港電影的審查標準便逐漸嚴苛，尤其是國安法實施後，所有本地作品幾乎無一例外地受到審查與限制，自我審查更成為行業慣例，令創作自由日漸消逝。他形容這過程如同「慢慢蠶食」，使創作者的表達空間愈發狹小，充滿無奈與掙扎。

同時，導演伍嘉良、郭臻與周冠威等人於2019年聯合發起「香港自由電影宣言」，成為影壇中反抗壓制的集體聲音。該宣言強調創作者應擁有獨立自主的創作權，不被商業利益或資金束縛，尤其在政治壓力日益增強的現實下，呼籲同行堅持藝術自由、拒絕讓制度箝制創意表達。

此外，許多導演和編劇選擇用符號化、隱喻化的方式在作品中隱藏對現實的批判，以避開直接審查的風險。例如，影片中常出現的「自由象徵」、「圍城隱喻」等元素，成為反抗制度的暗語，讓懂得解讀的觀眾得以感受到創作者的心聲。這種藝術上的巧妙迴避，不僅彰顯了創作者的智慧與韌性，也反映了香港電影人在壓抑中尋求自我表達的努力。

同時，海外的香港電影人與藝術家也開始積極參與國際影展與文化活動，透過國際舞台持續發聲，讓香港電影的抗爭精神得以跨越地域限制，獲得更廣泛的關注與支持。這種「出走」或「流散」現象，既是對本地限制的回應，也成為香港電影未來可能發展的新方向。

總結來看，香港創作人不僅是制度變遷的見證者，更是抗爭精神的傳遞者。即便面對重重壓力，他們依然以多元方式堅守創作自由，延展抗爭與反抗的符號，為這座城市的文化記憶注入強烈而真實的情感與力量。

六、當代回響與全球化戰略

在制度與政治壓力持續加劇的情況下，香港電影界逐漸將目光轉向國際市場和國際影展，如金馬獎、威尼斯影展、柏林影展等重要舞台，尋求更寬鬆的創作環境與資金支持。這不僅是資金流向的轉移，更是創作者尋找文化認同與發聲空間的重要戰略選擇。The Washington Post與維基百科報導指出，這種國際化策略使港產片在全球影壇重新獲得關注，同時也讓香港電影的故事有機會被更廣泛的觀眾理解與接受。

然而，這種轉變也帶來文化上的挑戰與自省：創作者如何在堅守本地文化特質與回應全球觀眾期待之間找到平衡點？新世代電影人是否能在多重限制下突破界限，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獨特聲音？這些問題成為當代港產電影探索的重要課題。部分導演選擇用隱喻與象徵手法包裝敏感議題，既保持藝術創作的深度，也避免觸碰審查紅線；另一些則積極與國際團隊合作，促進文化交流與創意激盪。

總體來說，香港電影雖面臨嚴峻困境，但在全球化的大環境下，透過多元策略與跨界合作，創作生命力依然延續，展現出韌性與轉型的可能。

結語：自由收緊，創作不滅

回首十年，香港電影創作自由從「尚有裂縫」走向制度包裹、審查壓迫，也讓創作更艱難。然而，正是在這份壓力下，香港電影人選擇在地下、國際平台發聲，開拓另類出口。

創作自由正在收縮，但創作意志未曾消失。這是一段危機與抗爭交織的時代紀錄，也是創作者如何以鏡頭為武器，持續抵抗、記錄、與未來對話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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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電影創作自由是民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1 電影不只是娛樂，是思想與言論的延伸

電影，從來都不只是娛樂工具。從1920年代的蘇聯蒙太奇實驗、到70年代美國新電影運動，再到1980年代香港新浪潮，每一波影像革新與社會變動都緊密相連。電影是一種視覺語言，能夠穿透制度屏障，把民眾的情感、歷史的軌跡、社會的矛盾，一一記錄、轉譯與呈現。

在民主社會中，創作自由是公民言論自由的延伸。而電影創作更是其中最直觀、最具感染力的形式之一。它能夠對不公義發聲，能質疑權威，也能鼓勵公民思辨，推動社會反省。若創作者無法自由發表、觀眾無法自由接觸多元題材，那這個社會的思想空間將變得貧瘠、封閉、甚至危險。

在香港這座曾以自由著稱的城市，電影的創作空間一直是民主精神的載體。《十年》之所以觸動人心，不只是因為其預言式敘述，更是因為它喚起了社會對未來與自由的集體焦慮。《時代革命》之所以在全球被矚目，也正是因為它挑戰了國家權力、堅守了「記錄真相」的創作初心。

7.2 從創作自由的消失，看見制度的裂解

當一個社會開始干預電影的題材、規定不能出現某些標誌、審查對白是否涉及「不當價值觀」時，這已不單是藝術政策問題，而是根本性的民主指標倒退。

《電影檢查條例》的修例，使得審查員被賦予「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職能。這種模糊而具彈性的定義，為審查帶來極大的主觀性，也迫使導演、監製、甚至演員都進行自我審查。這種現象背後反映的，不只是對個別電影的限制，更是整體社會語境的噤聲傾向。

在真正的民主社會中，即使有爭議、甚至冒犯性的作品，也應享有被表達與討論的權利。正如言論自由不能僅限於「不冒犯他人」，創作自由也不能止步於「安全無害」的敘事。香港電影若只剩古裝武俠、家庭喜劇、愛情浪漫，而無法拍出「時代的憤怒」「階級的矛盾」「政治的掙扎」，那它就已失去了作為文化媒介應有的功能。

7.3 國際視角：電影自由與民主評分息息相關

根據全球多個民主監察機構（如 Freedom House、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的評估指標中，創作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一向被視為民主指數的核心構成。電影作為文化產業的高可見領域，創作自由的有無，不僅反映出藝術空間的寬窄，更是制度開放與否的關鍵指標。

韓國電影能夠走上奧斯卡頒獎台，不單因為產業升級，也因為背後有一個民主制度容許他們去批判權貴、挑戰歷史與反思自己。而台灣電影人能夠在電影中談論白色恐怖、同性平權與世代對抗，是因為他們的民主社會提供了保護言論的土壤。反觀今日的香港，這些主題卻逐漸被邊緣化，甚至標籤為「危險」、「不穩定」。

若社會失去這些電影，失去這些討論的機會，那麼觀眾最終也會習慣於單一敘事，進而喪失對社會結構的批判力，這將是民主精神的沉默殺手。

八、文化重建的起點：從自由電影開始

正如著名影評人田啟文在多次訪談中深刻指出，香港電影所面臨的困境，核心並非來自創作力的枯竭，而是市場結構與制度環境的雙重壓迫。電影本質上是文化表達與社會對話的重要載體，它所承載的不僅是娛樂，更是社會價值、歷史記憶與多元觀點的呈現。當一個社會的創作自由受到限制，意味著公民話語權與思想空間也同時被削減，這對文化生態與民主體制而言，是極為不利的現象。

在過去十年裡，香港電影雖歷經重重困難，但自由電影的精神依然存在於許多創作者的作品與行動中。這種精神不僅體現在反映社會真實、揭示矛盾的紀錄片和劇情片中，更體現在創作者不斷尋找突破口的勇氣與韌性。田啟文強調，自由電影不應只是過去那段「黃金時代」的回憶或抗爭的歷史片段，而應當是激勵未來、推動文化重建的藍圖。只有堅守這一核心理念，香港電影才能真正恢復活力，成為社會對話與文化多元的橋樑。

首先，文化重建需要回歸創作自由的根本價值。創作自由不僅意味著能夠無懼審查，表達多元觀點，更包括在製作、發行、放映等各環節享有自主權。田啟文指出，當前的市場環境和政治審查機制已大幅限制這種自由，使得許多有潛力的創作無法呈現於大眾視野。這種局面不但損害了創作者的權益，也剝奪了觀眾接觸多元文化和思想的權利。只有重新建立一個尊重創作多樣性和思想開放的生態，香港電影才能吸引更多新鮮血液，促進文化創新。

其次，文化重建還需深化電影教育與培育新世代創作者。香港的電影教育在過去曾孕育出不少優秀導演和影像人才，但面對現今日益嚴苛的政治與市場環境，許多年輕人對於投身電影行業抱持疑慮。田啟文認為，政府和社會應加強對電影教育的支持，不僅提供專業技能培訓，更應該培養學生的批判思考和社會參與意識。這樣才能培養出既具備創作才華又有社會責任感的新一代電影人，他們將是香港文化未來的中堅力量。

再者，創作自由與文化重建密不可分的還有國際合作與資源交流。在當前本地環境受限的狀況下，積極拓展國際合作，參與全球電影節和跨國製作，成為不少香港創作者尋求生存和發展的新策略。田啟文指出，這種策略雖然是被動的應對，但同時也為香港電影帶來新的可能性——不僅能提升作品的國際曝光率，更有助於從外部吸收多元文化影響，激發創作靈感與多樣性。透過國際舞台的磨練，香港電影可以重新建立自信，逐步形成更具包容性與開放性的文化氛圍。

此外，文化重建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參與與支持。電影創作不應僅是創作者個人的孤軍奮戰，而應凝聚公民社會、文化機構、資金支持者以及觀眾的力量。田啟文呼籲，社會應加強對獨立電影和實驗性作品的支持，無論是透過政策資助、平台搭建，還是觀眾對多元作品的接納，都至關重要。只有形成良性循環，香港電影才可能擺脫現有困境，走向更加自由與繁榮的未來。

最後，田啟文強調，自由電影不只是技術層面或形式上的創新，更是對價值觀的堅守與重塑。在一個多元且民主的社會，電影應成為促進理解、激發對話的工具，而非被限制與箝制的對象。文化重建的過程，正是要讓電影重新承載這一使命，成為連結不同世代與社群的橋樑。這條路途必然充滿挑戰，但只要有創作自由的土壤，香港電影便能在風雨中堅韌生長。

總結來說，香港電影的文化重建，必須從恢復與維護創作自由開始。正如田啟文所言，這不僅是電影行業的責任，更是整個社會共同面對的課題。唯有重視並保障創作自由，才能讓香港電影再次成為文化自信的象徵與社會對話的有力載體，為未來打開新的可能性。自由電影，既是過去的記憶，更是未來的希望與藍圖。

第九章：創作自由的多元戰線：獨立製作、國際合作與觀眾自覺

面對制度化的審查與資源集中於政治正確題材的現況，香港電影創作自由已不再只是產業問題，而成為一場多線作戰。這場戰爭，既在於幕後製作人的堅持，也仰賴跨國文化合作的連結，最終更有賴觀眾的警覺與選擇。

9.1 獨立製作：不屈之火的微光

在主流市場被壓縮、資金來源受限的情況下，許多創作人轉向獨立製作路線，尋求私人贊助、小額眾籌、甚至義務演出與後製合作的方式完成作品。

例如周冠威導演的紀錄片《時代革命》，從拍攝到後期剪接全由小團隊默默完成，最終躍上坎城影展。導演周冠威在接受訪問時曾表示：「我哋唔再等制度畀空間，自己創造空間。」

這種「無依制度、依信念」的製作模式，雖艱苦、缺乏保障，但正是在這種空間裡，港產電影的誠實與真實保留下來——不受市場干預、不必過度計算票房，反而更有機會呈現社會底層的聲音與真實的困境。

而近年有些短片如《媽媽的神奇小子》、《白日之下》等，也展現了這種從真實事件出發的小成本創作，憑著劇本、剪接與演出本身取得觀眾口碑與評論認可。

9.2 國際合作：自由空間的出口

當本地審查無孔不入，國際平台便成為香港創作人尋求突破的出路。自2019年後，不少導演選擇直接向海外影展、串流平台（如Amazon Prime、國際影展平台、甚至台灣金馬）提交作品，不再依賴本地發行渠道。

這並非逃避，而是一種空間重組的策略選擇。當創作的空間被迫壓縮，走出去，便是重新建構自由場域的方式。

此外，一些港台、韓港、日港合拍項目開始萌芽，例如台灣製作人主動接洽香港年輕導演，共同開發不受限於中國市場題材的電影。這不單是資源的合作，更是文化觀點與民主理念的共同守護。

香港電影曾經以「東方荷里活」聞名，如今或許不再是產業重心，但仍有機會成為自由創作的孵化基地——只要願意聯合更多自由社會的文化力量。

9.3 觀眾自覺：自由文化的最終防線

電影不只是拍出來的，更是「被觀看」出來的。沒有觀眾，就沒有電影的意義。觀眾在這場創作自由的戰線上，從來都不是被動的旁觀者，而是主動參與者與守護者。

若觀眾習慣於被動接收、缺乏判斷與反思能力，那麼無論創作空間有多自由，也只會產出千篇一律的娛樂產品。但若觀眾能夠識別影片的意圖、理解影片背後的社會脈絡、願意支持創作自由的作品，那麼電影便有了「社會的生命」。

電影放映會、民間影展、線上眾籌支持平台等，都已成為這種觀眾覺醒的重要出口。這是一種「小規模但堅實」的觀影群體，雖不為商業票房主導，但卻維繫了電影作為社會議題發聲器的角色。

如田啟文所言：「唔好神化人哋，自己畀心機拍好部戲，總會有人睇。(不要神化他人，自己用心拍好電影)」這句話不只是對導演講的，其實也是對觀眾說的——我們願不願意睇？點樣睇？睇完會唔會諗？(我們願不願意看？怎樣看？看完會不會想？)

第10章：結語：自由的代價與香港電影的重生可能

從過去十年回望香港電影創作自由的變遷，是一段逐漸失落的歷程——從《十年》的勇敢，到《時代革命》的地下，再到串流平台作品的被撤映與被冷落，這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文化戰爭。

10.1 自由的代價是清醒

創作自由並不等於無限制地表達，也不等同於沒有批評。它的存在是為了保障多元觀點、思想碰撞與社會自省。當創作人知道自己有發聲的空間，才能無懼地對世界提出問題。反之，當創作人只懂自我審查、觀眾只願接受娛樂性敘事，最終將導致整個文化的荒蕪。

香港這十年的電影走過的，是從自由中誕生創意，到從打壓中尋找縫隙。這條路很苦、很孤單，但也是讓我們重新認識「什麼是自由」的契機。

自由的代價，是被誤解，是被拒映，是被孤立。但如果沒有這些堅持，那香港電影，將只剩一副躯殼。

10.2 重生可能從意志開始

縱使制度收緊、資源短缺，創作人依然沒有放棄。這種「不屈的創作意志」，正是香港電影未來重生的種子。未來的電影人，不需等待誰的批准，也不需跪求誰的資金，而是主動出擊、建立跨地域合作、創造新形式、培養新觀眾，這才是真正的文化重建。

而我們也看到，希望正在發芽：

• 鮮浪潮持續舉辦青年短片計劃；
• 更多香港獨立電影入圍國際影展；
• 海外港人社區開始自辦放映、募資、評論寫作；
• 本地年輕導演透過拍攝紀錄片與短劇，挑戰禁忌。

這些微光，也許微弱，但終究照亮了前方可能走下去的路。

10.3 自由不是恩賜，是選擇

自由不會從天而降，更不會是某個政府或制度賜予的，它只能從每一位創作人、觀眾、評論者的選擇中，一步步被實踐。

今日的香港電影不再只問「票房有幾多(票房有多少)」、「拍唔拍得入大陸(拍不拍能入大陸)」，而是開始問：「拍呢個題材會唔會唔畀上？(拍這個題材會不會不能上映？)」「觀眾會唔會睇得明？(觀眾會不會看不明白？)」——這些問題的出現，代表一場集體的轉向。

這場轉向，不單是技術或產業策略的改變，而是對自由的再認識與再選擇。

唯有我們願意堅持創作、願意保衛觀點、願意說「不」的時候，自由的空間才會再度開展。那時，香港電影將不只是回歸，而是真正重生。

我們是否還相信電影能改變世界？

電影，從來都不只是銀幕上的虛構敘事。它是文化的折射，是社會的註腳，更是政治與思想交鋒的場域。

在創作空間逐步收窄的當下，我們更應深思：電影的價值何在？創作自由是否仍值得我們捍衛？

正如著名文化研究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所指出：「文化是鬥爭的場域。」電影作為文化產業的核心，不僅反映社會，也參與社會結構的生產與重塑。每一部被壓抑的電影，都是對多元價值的一次削弱；而每一部勇敢完成的作品，則是對自由意志的一次實踐。

歷史亦早已證明，電影不僅見證時代，更可成為時代的轉折點。**《鐵達尼號》能喚起人們對愛與階級的感悟，《辛德勒的名單》重塑世人對納粹與猶太人迫害的記憶，而《十年》則讓一個城市的未來焦慮成為集體情緒。**這些作品之所以觸動人心，正是因為它們來自真實、來自不被馴化的創作信念。

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強調權力與知識的互構關係。他指出：「誰能定義話語的界限，誰就能決定真理的邊界。」當電影創作被納入審查系統、當「敏感」成為禁語的理由，社會的話語權便悄然被移交，從創作者與公民，轉向控制者與機構。

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則提醒我們：「邪惡的本質，往往是來自對公共世界的退出與沉默。」當創作者選擇自我審查、當觀眾選擇視而不見，創作自由便會因沉默而枯萎，而不是被明刀明槍所殺。

但電影的未來並非全然悲觀。安哲羅普洛斯（Theo Angelopoulos）這位希臘大師曾說：「電影不需要教人怎樣思考，而是提醒人們去思考。」只要還有創作者相信電影能喚醒意識，只要還有觀眾相信電影能為社會提供另一種觀看方式，那麼，創作自由就仍有存在的理由。

香港電影能否重生，關鍵不在於政策或資金的短期轉向，而在於我們是否還相信電影能改變世界。這種信念，不應只屬於導演、編劇或演員，更應屬於整個社會——屬於每一位仍在觀看、仍在思考、仍在質疑的公民。

最後，引用捷克前總統、劇作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的一句話作結：「希望並不是相信事情會有好結果，而是相信事情有意義，不論結果如何。」
這句話，或許正是給今日香港電影人最好的註腳。

 

 

 

 

 

一個熱愛香港的香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