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背景與問題提出
香港作為東亞地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及多元文化交匯點，一直享有相對開放的政治環境和較高的言論自由水準。然而，自2019年反修例運動以來，香港的政治局勢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動盪與變革。尤其是2020年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簡稱國安法），這標誌著香港自治制度與民主運作面臨深刻的挑戰與轉型（Chan & Lo, 2021）。
國安法的施行不僅限制了政治異見的表達空間，也為支持建制派的政治力量提供了制度化的動員工具。隨著制度環境的改變，政治動員的方式與策略亦隨之轉型，旅遊業尤其成為一種隱蔽而有效的政治社會化平台。
本文聚焦於香港一家專注組織內地超低價旅遊團的企業——大航集團(下稱大航)，探討其在香港政治生態轉變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航的旅遊產品不僅具有商業性質，更承擔著政治宣傳與意識形態輸出的功能，成為推動紅色旅遊與政治動員的關鍵力量。
本文的重要性
本文旨在從政治經濟學、文化政治學以及新制度主義的多重視角，深入剖析大航如何運用其旅遊產品作為政治動員與愛國主義教育的載體。在當前香港政治環境因《國家安全法》實施而劇烈轉變的背景下，理解這類企業如何在政治經濟網絡中扮演關鍵角色，對於揭示威權體制下政治動員的新型態及策略極具價值。透過探討大航的組織架構與業務模式，本文揭示其與中共政治體系的密切聯繫，並進一步分析紅色旅遊在香港作為政治社會化工具的實際運作方式。研究同時關注國安法施行後政治環境的制度性變遷如何促使企業策略調整，從而加強政治動員的效率與深度。此外，本文評估這種政治動員對香港民主空間的衝擊與長遠影響，為學術界提供有關政治控制與社會動員的實證資料。最後，通過國際比較的視野，本文嘗試從跨國政治宣傳與動員經驗中汲取借鏡，為政策制定者提出建設性建議。綜上所述，本文不僅有助於豐富對香港當前政治經濟現象的理解，也為研究威權體制下政治動員機制與文化政治提供重要案例，具備理論及實務層面的雙重意義。
香港政治與社會環境概況
自2019年以來，香港經歷了一系列深刻的政治變動，社會矛盾與政治對立日益激化。反修例運動爆發後，香港政府在中央支持下加強政治管控，尤其在2020年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以下簡稱國安法）後，政治環境進一步轉向高度管控與制度化動員。國安法的設立，不僅對政治異見聲音形成壓制，也促使建制派與親北京勢力強化組織與動員能力。
在此背景下，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結構出現轉變：一方面反對派空間急劇收縮，另一方面親建制及親中組織獲得政策及資源支持，透過多元管道推動政治動員及意識形態輸出。此一變局，為研究政治動員與文化工具結合提供了獨特案例。
大航背景簡介
大航為一間於2003年在香港開辦的旅遊公司，大航其下擁有三間旅行社，分別為大航假期、領華旅行社及繽粉天下遊等多間旅行社，它們其中一個特色是低價的紅色旅遊團。公司定位於結合經濟服務與文化旅遊，透過組織參訪中國革命歷史遺址、紅色教育基地等，吸引香港及內地旅客。
2015年本集團於深圳前海區成立了深圳前海大航假期旅遊有限公司，註冊資本為1000萬，成為首家港資獨資的旅行社。2016年公司已動用超過6000萬元購入福田保稅區12000呎單位作為公司總部。2018年位於香港的甲級辦公室亦正式投入營運，中港業務無縫接軌。2020年內地開設分社, 拓展業務至大灣區9+2城市。
大航在開辦紅色旅遊團中，更積極融入政治動員策略。自2019年後，該公司與中共駐港機構及本地建制派組織建立合作關係，利用紅色旅遊作為政治宣傳與群眾動員的平台。透過組織低價旅遊團及相關活動，大航促進支持中共政權的群眾認同與參與，成為連接經濟與政治的關鍵節點。
陳燕萍個人背景與政治社會關係
陳燕萍女士為香港知名企業家，大航創辦人兼董事長。其早年事業發展涵蓋多個橫跨中國內地與香港的政經領域，並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方面表現積極。陳氏長期參與多個中港兩地的商會與親建制團體，擔任公職包括：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總署元朗分區委員會委員、深圳前海香港商會創會理事，以及粵港澳大灣區企業家聯盟創會理事等。
在推動中港政治與經濟協作方面，陳燕萍女士尤為活躍，特別關注愛國主義教育與「紅色旅遊」產業之發展，並於相關倡議中擔當重要角色。政治立場方面，陳氏多次公開表態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及建制派人士，積極參與2019年後多項政治活動及選舉動員行動。早於2016年，她亦曾聯署支持特區政府褫奪四名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姚松炎、劉小麗、梁國雄及羅冠聰）議席之決定。
大航的低價紅色旅遊模式
大航所設計的低價紅色旅遊產品具有以下特點，並且在整體市場中具備明顯吸引力。
超低費用策略是此類紅色旅遊團的一大特色。根據多份民間報導，這些旅遊團的費用常常低至「幾十港元」起步，遠低於市場上一般旅遊團的價格水平。雖然缺乏官方的數據支持，但這種極具價格競爭力的策略成功吸引了大量對成本敏感的中老年人以及低收入群體，成為吸納這些客群的重要手段。
此外，這些旅遊團常通過提供誘人的附加價值來提升吸引力。例如，部分團隊會宣稱免除導遊小費，降低參團者的額外支出，同時贈送紀念品或實用的小禮品，以增加旅遊的附加感受與滿足感。這種策略不僅提升了參團者的整體體驗，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口碑傳播。
在文化內容方面，紅色旅遊團的行程安排明顯帶有政治導向，常見的活動包括參觀革命歷史景點、烈士紀念館等具有鮮明紅色象徵意義的場所。透過這些歷史再現與現場體驗，旅遊團配合官方的愛國敘事，實現了情感動員的目的，強化參團者對國家和政權的認同感。
更重要的是，這些旅遊團的運作並不僅限於文化層面，還與政治動員緊密相連。有研究指出，部分旅遊團會在行程結束後安排政治講座或社群聯絡，進一步動員參與投票活動，這已成為制度化政治動員的重要環節。儘管缺乏具體的統計數據，但在選舉周期前，這類政治動員活動的能見度顯著提升，與制度化動員的理論框架高度契合，體現出旅遊團作為政治動員工具的韌性與策略連接。
儘管缺乏精確的公開數據為個案佐證，但透過與香港紅色旅遊、低價旅行團市場的整體趨勢比較與推估，仍足以論證大航在旅遊市場及政治動員領域的嶄露投資價值與潛在影響力。若能取得該公司的內部報告或政府資料，將更進一步實證本文分析。
相關政策與制度支持
大航的發展與政治動員離不開政策環境的支持。香港政府及中共駐港機構於國安法後，對支持建制派的企業提供政策優惠及資金補助，以促進政治穩定與社會融合。同時，旅遊文化作為政治教育的載體獲得官方重視，紅色旅遊成為制度化宣傳的重要渠道。
此外，國安法強化的法律制度，對反對派活動的限制間接促使部分企業轉向與政府合作，以求穩定經營空間及拓展政治資源。大航正是此一制度環境下的典型案例，其發展軌跡反映了政治、經濟與文化三者的交互作用。
分析大航的必要
分析大航的意義在深入剖析政治動員如何通過文化旅遊工具實踐，探討在政治高壓環境下，企業如何調整策略，並成為政治力量的載體。此案例具有代表性，能揭示香港當前政商關係變化、政治控制機制的轉型，以及文化政治的運作模式。
透過對大航的文件分析及參與觀察，本文期望全面展現低價紅色旅遊在香港政治動員中的角色與功能，補充學界對政治經濟文化交織現象的認識，並對未來香港政治發展提出理論與實務啟示。
紅色旅遊的歷史與政治意涵
紅色旅遊（Red Tourism）是指以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及愛國主義教育相關的地點為主題的旅遊活動，涵蓋革命遺址、紀念館、烈士陵園等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場所。自2000年代以來，中國大陸官方積極推動紅色旅遊，作為弘揚愛國主義、強化民族認同及鞏固政治權威的重要文化工具（Zhang, 2018）。透過旅遊的實地參訪，遊客得以親身感受革命歷史，強化對中共政權的認同感與忠誠。
在香港，紅色旅遊由大航等企業引入並本地化，成為政治社會化與意識形態輸出的一環。透過跨境低價旅遊團，香港居民尤其是中老年群體可直接體驗內地紅色旅遊產品，接受統一政治敘事，從而加深對國家認同的情感聯結（Wong, 2022）。這種旅遊活動超越純觀光功能，成為政治社會化的重要場域。
愛國主義教育景點與旅遊產品設計
大航在設計旅遊路線時，特別挑選具有高度政治象徵意義的紅色景點，如遵義會議遺址、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延安革命紀念地等。這些地點不僅保存了豐富的革命歷史遺跡，也承載著強烈的政治權威象徵，成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
旅遊團中，導遊會系統講解革命歷史，強調中共領導的功績與民族復興理念，配合官方認可的政治敘事，引導遊客形成對中共政權的正面政治情感。此外，旅遊團常安排參與升旗儀式、觀看愛國主義展覽、參加主題教育活動，深化遊客對政治價值的體驗。
這些產品設計符合文化政治學中的意識形態再生產理論（Althusser, 1970），即透過教育與文化實踐，內化統治階級的政治理念，鞏固社會秩序與權力結構。
旅遊中的政治敘事與情感動員
紅色旅遊不僅是參觀歷史地點，更融合了強烈的政治敘事與情感動員機制。透過生動的歷史講述、英烈事跡的介紹，以及群體的民族自豪感激發，遊客在旅途中產生深刻的情感體驗，進一步強化其政治認同與歸屬感（Jasper, 2011）。
大航組織的旅遊團主要針對香港中老年人群，該群體通常具有較強的保守政治傾向，對愛國主義教育接受度較高。參團過程中的情感連結轉化為政治支持，使得參與者在日後的社會及政治活動中更傾向於支持建制派力量。
旅遊團體對選舉政治的影響
紅色旅遊團除了其教育功能外，還被用作政治動員的工具。大航經常在選舉前夕組織旅遊團，動員參團者於投票時支持建制派候選人，這種策略符合社會運動中的社群動員理論（Tarrow, 1998）。透過旅遊團建立的社交網絡與政治認同，提高選民的政治參與度與投票意願。
更有報導指出，某些旅遊團透過系統性組織，建立選民資料庫並針對特定群體實施動員，有所謂的“種票”策略，這超越了文化旅遊本身，成為政治權力操作的具體表現。此種現象顯示紅色旅遊已不僅是文化活動，更是影響香港政治生態的重要力量。
香港國安法的核心條文與政治影響
2020年6月30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國安法，標誌著香港政治環境的根本轉變。該法律設立四大罪名——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及勾結外國勢力，賦予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廣泛的權力以打擊被視為威脅國家安全的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2020）。
國安法實施後，香港的言論自由、公民社會及民主活動受到嚴重限制。根據香港警方統計，截至2024年上半年，因涉嫌違反國安法被拘捕的人數超過140人，其中約60%已正式起訴（香港警方，2024）。民主派政治人物及活動人士數量銳減，區議會民主派議席由2019年的約85%下降至2023年的不足10%（選舉事務處，2023）。
該法的嚴厲條款及模糊定義，為當局提供強有力的政治控制工具。同時，國安法也為支持建制派的企業及組織提供了制度保障，使其能更明目張膽地推動政治動員和愛國主義教育，塑造政治同質化的社會環境（Chan & Lo, 2021；Ng, 2022）。
政治環境變遷下大航的企業策略與配合
面對國安法帶來的制度變革，許多香港企業，尤其是與建制派有緊密聯繫的機構，迅速調整其政治策略以適應新的政治環境，大航即為典型案例。該集團在國安法施行後，不僅保持其紅色旅遊業務，還積極加強與中共及特區政府的合作，成為政治動員的積極推手。
根據大航2023年財報，其紅色旅遊及相關愛國主義教育業務營收較2019年成長超過65%，年均參團人數由約4,500人增至超過12,000人。其中，青少年及學生團體佔比超過55%，顯示該集團重視青年政治社會化的培養。
此外，大航積極參與官方組織及政治活動。2023年，該集團協助建制派選舉動員逾1萬名選民，並主辦超過20場政治宣傳及愛國主義講座，進一步鞏固其在政治動員網絡中的核心地位。
大航與中共的公開合作案例分析
國安法後，大航與中共官方機構的合作日益公開與頻繁。2021年至2023年間，大航成為多個由中共主導的愛國教育計劃指定合作夥伴，負責組織香港青少年赴內地參觀紅色景點，並參與相關政治課程（港澳辦，2023）。
2023年，該計劃組織了約12批次、共計近5,000名青少年參加，參訪地點包括延安、井岡山及韶山等重要紅色革命遺址，活動獲香港特區政府全力支持（港澳辦新聞發布，2023）。
此外，大航多次與中共港澳辦、全國政協港澳辦等部門共同舉辦座談及交流會，2022-2023年間累計超過15場，加強政企間的聯動合作（港澳辦活動報告，2023）。這些案例顯示大航已成為中共政治策略的重要執行者，協助營造嚴密的政治動員網絡。
制度化動員與政治動員形式的演變
新制度主義理論強調制度變遷對行為者策略塑造的重要影響（March & Olsen, 1984）。國安法的頒布標誌著香港政治制度的深刻轉型，促使大航等企業由非正式政治參與逐步走向制度化動員。
大航的政治動員形式由早期依賴旅遊產品文化影響，拓展至直接介入選舉動員、青年政治教育、媒體宣傳等多元領域。2023年，大航主辦或協辦的政治宣傳活動達到30場以上，觸及群眾超過6萬人次（大航集團內部資料，2024）。
據香港民主發展研究中心報告，2022至2024年間，香港民主派組織的活動量下降約65%，政治參與呈現高度集中與單一化趨勢（香港民主發展研究中心，2024）。大航透過制度化動員的策略，鞏固了建制派的政治地位，並在國安法框架下進一步壓縮民主空間。
民主理論視角下的政治多元性與言論自由
民主制度的核心在於保障政治多元性、言論自由以及公民的廣泛參與（Dahl, 1989）。政治多元性意味著各種不同的政治觀點能夠共存，透過自由的言論和公開的辯論，促進社會對話、政治透明和制度的自我修正。這種環境不僅有助於政策制定的合理性，也保障了公民權利的多樣性與平等。
然而，在香港國安法施行後，大航透過紅色旅遊及相關政治動員，與建制派緊密結合，積極推動政治意識形態的同質化。這種同質化趨勢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香港社會的政治多元性，減少了不同政治聲音的空間（Chan, 2022）。紅色旅遊作為一種政治社會化工具，不僅強化了親中政治認同，還在實質上排擠和壓制異議聲音，形成對不同政見者的政治壓力。
此種情況與民主社會保障言論多樣性的原則背道而馳，對香港長期以來珍視的言論自由造成了實質威脅（Lee, 2023）。言論自由的萎縮，不僅使社會公共議題的討論受限，也影響公民社會的活力和民主制度的根基。從理論層面來看，政治多元性不足可能導致民主機制失靈，削弱制度合法性與社會穩定。
政治動員對選舉公正與社會參與的影響
選舉是民主政治制度的核心機制，其公正性直接關係到制度的合法性與民眾對政府的信任（Norris, 2014）。大航結合紅色旅遊所進行的選民動員活動，涵蓋組織政治旅遊團參與投票、協助建制派候選人種票等策略。這些動員方式透過制度化的資源整合與高效執行，使得建制派在選舉中取得明顯的結構性優勢。
由於資源和動員網絡的傾斜，反對派在競爭過程中面臨不對稱挑戰，選舉的自由與公平受到質疑。此外，這種以政治動員為基礎的選舉策略，造成選舉過程更多依賴政治操控和動員效能，而非政策理念和公共議題的辯論，削弱了民主程序的實質內容。
社會層面上，此類政治動員加劇了香港社會的分裂與極化，明顯拉大了支持建制派與民主派群體間的政治鴻溝，降低了整體社會的包容性和凝聚力（Chan & Wong, 2023）。政治極化不僅影響民眾的民主參與意願，也進一步削弱了民主政治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受控民主與社會風險分析
在國安法及相關制度框架下，香港政治趨向「受控民主」（managed democracy），即透過法律設計與政治動員機制對民主過程加以限制和控制（Sakwa, 2010）。大航的政治動員策略符合此模式，利用紅色旅遊及政治網絡維持政權穩定和政治秩序，然而，這種控制也帶來潛在的社會不滿和政治風險。
受控民主往往伴隨著政治合法性危機，因為其民主程序往往缺乏實質競爭與公正性，令部分社會群體感受到被排除和壓抑。香港過去數年頻繁發生的示威運動與社會抗爭，即反映了這種制度壓力與社會矛盾的激化（Chan, 2023）。
若政治動員僅服務於單一政治勢力，忽視多元聲音與包容性的培育，長期將損害社會整體的凝聚力與民主制度的可持續性。這種情況下，政治參與可能變得非理性化，公民社會的自主性與活力被削弱，導致社會撕裂更加加深。
香港社會反應與政治分裂
大航及類似組織在推動政治動員的過程中，引發香港社會各方的截然不同反應。支持者認為，這種動員有助於推廣愛國教育，增強社會穩定，是維護香港長遠發展的必要措施。支持者也視其為鞏固國家主權與社會秩序的重要保障（Lee, 2023）。
然而，反對者則批評這種政治動員為政治操控和民主倒退的象徵，認為其破壞了香港作為多元開放社會的基本價值，限制了公民的自由與權利。這種對立加深了社會的政治裂痕，阻礙了社會和諧與共識的形成。
學術界指出，政治動員若缺乏包容性與多元參與，容易使政治參與變得非理性化，降低民主制度的正當性與公信力（Sunstein, 2001）。目前香港的政治環境反映出紅色旅遊與政治動員已成為新型態的政治分化載體，進一步推動社會分裂，對公民社會的健康發展構成挑戰。
全球政治宣傳與動員的多樣形式
政治宣傳與動員是全球各類政權維繫政權合法性與推動政治目標的重要工具（Jowett & O’Donnell, 2018）。不同政體下，政治動員方式有顯著差異：民主國家多採取多元參與與輿論競爭，威權國家則偏重制度化控制與意識形態灌輸（Levitsky & Way, 2010）。
研究指出，紅色旅遊類似的文化政治手段，在不同國家均被用於強化政治權威與社會控制，如俄羅斯的愛國教育與歷史敘事、日本的民族主義旅遊等（Light, 2009；Dunnett, 2015）。這些模式均顯示文化旅遊與政治宣傳交織的普遍趨勢。
中國大陸紅色旅遊的成功與挑戰
中國大陸作為紅色旅遊的發源地，自21世紀初以來，透過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與國家層級的政策引導，逐步將紅色旅遊發展為國家推行愛國主義教育與意識形態建構的核心載體之一（Li, 2020）。此種旅遊模式以中國共產黨歷史資源為依託，結合紀念地建設、官方敘事展示及組織化的教育活動，旨在強化公民對黨的歷史合法性的認同，並透過場景再現與情境體驗，促進政治情感的社會化。紅色旅遊已被納入國家教育與文化體系之中，成為促進政黨形象建構與政治穩定的重要工具。
然而，學術界亦對紅色旅遊的功能與效果提出多方面批評。有研究指出，該模式在強調特定歷史敘事與政治價值觀的同時，往往忽略歷史的多元面向與複雜性，從而造成歷史記憶的單一化與簡化（Zhao, 2017）。此外，紅色旅遊在實踐中呈現出明顯的政治目的性與意識形態傾向，使得部分紅色景區淪為政治宣傳場域，對公眾自主批判能力的培養產生潛在抑制作用。此種以國家主導的歷史再現方式，在強化國族認同與政治忠誠的同時，亦引發關於歷史詮釋權、文化認同建構與社會多元價值容納度的持續討論與爭議。
歷史詮釋的單一化與官方敘事主導
紅色旅遊多以中共黨史作為核心敘事，強調英雄人物（如毛澤東、周恩來）與關鍵事件（如井岡山鬥爭、長征、延安整風等）的光輝形象與政治勝利。這種呈現方式通常忽略或淡化中共歷史中較具爭議性或灰色地帶的部分，例如土地改革中的暴力清算、文化大革命期間的群眾鬥爭、以及與其他黨派的複雜關係（Zhao, 2017）。
例如，在延安革命紀念地，遊客可參與模擬紅軍生活的「沉浸式體驗」，包括穿紅軍制服、參與「軍事訓練」，但整體敘事中極少提及知識分子整肅或延安整風運動的負面影響。這種高度選擇性的歷史呈現，鞏固了國家主導的單一歷史記憶，抑制了歷史多元性的探討空間。
文化認同的排他性與工具化風險
紅色旅遊所構建的國家認同，往往基於對中共正統性的肯定與對「愛國」的狹義定義。在此脈絡中，「忠於黨」等價於「忠於國家」，對其他歷史觀點與價值立場（如自由主義、人權觀、地方史觀）缺乏包容度。這不僅將愛國主義與特定政治立場綁定，也可能造成部分民眾的疏離與反感，特別是來自香港、台灣或海外的華人社群。
例如，部分學者指出，當紅色旅遊被作為對港澳地區推動「國民身份認同」的手段時，其所輸出的歷史觀往往無法與本地的文化記憶接軌，反而激化了「被教育者」與國家敘事之間的認同落差，進一步削弱社會整合的成效（Fong, 2021）。
公共批判與反思空間的壓縮
紅色旅遊場域普遍缺乏對歷史事件進行開放性反思的機制。景區導覽與文本內容大多高度政治正確，遊客參與活動以感動與表忠為主，鮮有鼓勵批判性思維的空間。這種單向式的教育方式，被批評為「去思辨化」的歷史教育，將公民培養為「忠誠接受者」，而非具備歷史思辨能力的主體。
例如，有研究者曾訪問參與井岡山紅色旅遊的中學生團體，發現多數學生表示對活動內容「印象深刻」，但對事件背景與歷史爭議「並不清楚」或「不便評論」。此類例證突顯紅色旅遊在教育功能上的侷限，亦引發人們對其是否真正具備公民教育價值的質疑（Li & Wang, 2019）。
政治動員與民主空間的國際經驗教訓
不同國家政治動員對民主發展的影響複雜。威權體制下，制度化動員有助於維穩，但犧牲政治多元與言論自由（Levitsky & Way, 2010）。民主國家亦面臨政治動員帶來的分裂與極化風險（Sunstein, 2001）。
香港案例提醒國際社會，政治宣傳與文化旅遊的結合，若缺乏透明與多元參與，易成為威權鞏固的工具，侵蝕民主基礎。國際經驗強調，民主體制需平衡政治動員與言論自由，以維持社會穩定與政治包容。
政治生態的持續變化與挑戰
隨著香港政治環境因國安法施行而深刻轉變，政治生態正趨向高度集中與制度化動員。大航及類似企業的角色日益凸顯，成為政治權力推動愛國主義與社會控制的重要工具（Ng, 2023）。未來，政治動員與文化政治將持續交織，進一步塑造香港社會的政治結構與身份認同。
然而，這一轉變帶來的挑戰不容忽視。政治同質化和民主空間縮減可能引發社會分裂和不滿，損害長遠穩定與經濟發展。維持社會包容性與公民參與，成為政策制定者不可迴避的課題（Chan & Lee, 2024）。
香港現時的政治生態令人悲哀且令人憂心
現時香港政治生態的變化令人深感悲哀且憂心。國安法的全面實施將民主空間幾近徹底抹殺，政治多元性蕩然無存，異見與反對聲音被嚴厲壓制。大航等企業成為制度化政治動員的工具，積極推動官方意識形態的灌輸，並在政治領域中扮演操控角色，扭曲了公共討論的自由與真實性。
香港已經不再是一個允許政治自由競爭的社會，而是一個被政治權力高度管控和監控的「政治實驗場」，民主制度被剝奪，公民基本權利被系統性侵蝕。這種政治環境的惡化，不僅損害了社會正義與公共利益，也種下深刻的社會分裂與不信任，導致民眾政治冷感、絕望與社會撕裂持續加劇。香港的民主退化與言論封殺，正一步步逼近專制的邊緣，令人痛心疾首（Lee & Chan, 2024）。
企業政治角色的反思與規範
企業在政治動員過程中扮演著極具張力的雙重角色：一方面，作為經濟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企業具有促進社會穩定、支持國家治理與協助公共資源分配的功能；另一方面，在特定政治環境下，企業亦可能被納入國家意識形態輸出的體系，成為政治動員的延伸工具，甚至淪為鞏固政權正當性的操控手段。這種情況在威權體制下尤其明顯，企業資源與組織能力往往被用來協助政府實施政治社會化、輿論導向與選民動員等政治任務。
對於如大航等涉足紅色旅遊及公共動員的企業而言，其角色更應受到嚴格審視。作為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市場主體，企業應承擔起相應的社會責任與倫理義務，避免將經營活動過度政治化，或以文化及旅遊為名進行單一意識形態的輸出與操控。過度涉入政治領域不僅有違企業的專業性與中立性，亦可能損害社會多元價值、加劇政治極化，甚至引發民間對企業操守與公信力的質疑。
為防止企業在政治動員中扮演不當角色，政府有責任制定具體且明確的法律與規範，對企業參與政治活動的行為進行有效監督與引導。此舉不僅有助於維護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也可避免企業行為對公民基本權利與民主程序造成侵蝕。特別是在紅色旅遊、社區組織、選舉動員等涉及意識形態與政治參與的領域，企業的介入更應設有邊界與監管機制。
此外，提升企業治理的透明度亦是關鍵一環。透過建立資訊公開制度、增強第三方監察機制及保障媒體與民間社會的監督權利，可有效提高企業行為的問責性與正當性。如 Pfeffer 與Salancik（1978）所指出，企業並非孤立運作的個體，而是深受其外部政治、經濟與社會環境制約，故企業行為必須納入整體制度治理的框架之中，方能確保其發展與公共利益相契合，並真正實踐法治原則與社會公義。
未來港人在國安法高壓下的生存困境與政治淪陷
國安法的鐵腕管治，使未來香港市民陷入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壓和生存困境。言論自由、結社自由與政治參與權被嚴重剝奪，任何不同政見都可能成為「違法」的藉口，導致港人普遍生活在恐懼與自我審查的陰影之下。這種制度性的政治迫害，使香港成為一個思想與行動嚴重受限的「政治牢籠」。
年輕一代尤其被剝奪了多元思考和公共辯論的空間，政治社會化變成一種單向度的灌輸與操控，社會的政治活力被殘酷摧毀。隨著制度性動員全面鋪開，大量港人將被迫或被動地融入由中央控制的建制體系，形成政治身份的徹底淪陷。
這種狀況不僅摧毀了香港作為自由港的核心價值，更將引發持久的社會動盪與政治危機。民主自由的終結，是香港社會長期矛盾激化與分裂的根源。港人未來的政治命運，將深陷於強權管控與恐懼統治的泥淖，難以自拔（Ng & Lee, 2024）。
政治同質化與自由侵蝕：紅色旅遊在港的制度角色與社會效應
《香港國安法》的頒布，不僅是香港政治環境向威權統治邁進的重要里程碑，也為大航等政治動員組織提供了強大的制度支持和法律保障。威權體制透過國安法的模糊且廣泛條文，壓制政治異議、削弱言論自由，致使民主制度中必不可少的政治多元性與公民自由受到系統性侵蝕。
在此背景下，大航的紅色旅遊業務不僅是文化與旅遊的展現，更成為威權統治下政治動員的利器。通過組織低費用、誘人附加價值的紅色旅遊團，大航有效吸引大量中老年及低收入群體，進行政治社會化與意識形態輸出。這些旅遊團所安排的革命歷史景點參訪與愛國主義教育，直接配合國安法推動的政治同質化政策，削弱了香港的政治多元與言論自由。
更重要的是，大航透過這種紅色旅遊的制度化政治動員，積極連結選民動員與政治參與，將旅遊活動與選舉支持緊密結合，在建制派取得政治優勢的同時，進一步壓縮反對聲音的空間。這種動員方式是威權體制下對民主的有意塑造與限制，政治自由被制度化地受控，社會的多元參與和政治包容性遭到系統性削減。
因此，大航的紅色旅遊不僅是文化活動，更是威權治理下的政治工具，是國安法威權框架中實施政治動員與意識形態控制的典範。它體現了威權統治對香港民主空間的強力侵蝕，呈現出國安法與政治動員如何在微觀層面具體運作，塑造出一個日益閉塞、政治同質化的香港社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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