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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與中國之間的互動,以1989年開始持續不斷的民主運動最為觸目,香港人爭取在1997主權移交後的香港落實全面民主選舉和高度自治,以民主來維護有別於中國的制度及生活方式,但每次爭取都被2000多公里外的北京政府否定,激起2014年的雨傘運動和2016年的旺角騷動後,北京又打算進一步強加《中國憲法》香港,以國家安全限制言論及結社自由。

 

在壓抑港人民主訴求的同時,北京多年來也不斷透過經貿政策和區域規劃,以城市發展邏輯取消政治合法性的問題,利用大陸腹地將香港吸納並消融於新定的區域結構中。「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是新一輪而且最認真的嘗試。如何既能強化對香港的控制令其「不作亂」,同時維持適度的制度差異和信譽以助中國經濟發展,是北京不斷要啄磨的問題。

 

本文嘗試簡述北京、香港特區政府和親中精英,以及香港民眾對大灣區規劃的主動盤算和被動回應。

 

一:大灣區簡介 特區上的特區

 

根據維基百科:「粵港澳大灣區,是由圍繞珠江三角洲伶仃洋,包括香港、澳門、廣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東莞、肇慶、惠州和江門的城市群組成,是繼美國紐約都會區、美國舊金山灣區和日本東京都市圈之後,世界第四大灣區。2015年,灣區城市群的GDP總量達1.34萬億美元,總人口6618萬人,人均GDP20,255美元。粵港澳大灣區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20173月召開的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推出。李克強提出要推動中國內地與香港、澳門特區的深化合作,研究和制定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以香港和澳門的獨特優勢,提升中國的經濟發展......201771......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政府簽署了《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1)

 


中國目前實行黨國控制的資本主義,其中一個推動經濟發展的工具就是從上而下的都市/區域規劃及新城建造。跟紐約、舊金山和東京灣區不同,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個由政權指定的經濟發展範圍,雖然具體政策文件《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仍未公布,一般預料會在香港和澳門兩個行「一國兩制」的特別行政區之上,再劃一個特別範圍﹝特區上的特區﹞,而範圍內會特設貿易和生活制度,引入更多資金和人口,加強十一個城市的整合,向國家指定的方向發展﹝如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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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對中共的「特區」概念並不陌生。早在1949年,中共高層按「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原則,決定解放軍不進佔香港殖民地,容許香港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異於中國大陸,同時利用差異協助中國發展。由上世紀50年代的貿易窗口,到70年代末模仿香港發展深圳經濟特區和吸引港資回珠三角洲城鎮設廠,算是首兩個階段。

 

深圳是中國第一批由零開始的「特區」,1997年和1999年,主權移交後的香港和澳門成為第二批「特區」,北京也着手將香港和澳門拉進全國的經濟結構中。

 

第一個環節是把握香港經濟衰退的機會,在2003年與香港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放寬國內專業服務行業市場與香港企業,又放寬中國遊客來港自由行,被視為香港經濟復甦的救命草。

 

第二個環節是基礎建設的接軌。主權移交21年,新增五項連接香港及珠三角城市的陸路跨境基建,由西至東包括港珠澳大橋、深港西部通道、廣深港高鐵、落馬洲支線和蓮塘口岸。

 

第三部分是與CEPA差不多並行開展的珠三角地區「區域規劃」。城市規劃一直被視為香港自主的內部事務,香港的規劃部門只負責境內規劃,與周邊城市各自發展和競爭。然而,香港其實很早就被北京納入「區域規劃」的棋局中。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在1988年表示,「現在有一個香港,我們在內地還要造幾個『香港』」(3),深圳特區的選址,本身就打算與香港形成「雙子城」的格局,繼而「同城化」。

 

到2006年,北京正式將香港放進區域規劃文件中,開始一連串沒有強制落實的概念研究,包括《大珠江三角洲城鎮群協調發展規劃研究》、國務院於2008年公布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20082020年)》,以至於2010年由粵港澳三地共同提倡的《環珠江口宜居灣區.建設重點行動計劃》。宜居灣區的研究範圍包括香港和澳門,以及環珠 江口五市(廣州、東莞、深圳、中山、珠海)鄰接珠江出海口水域的19個區,「探討如何促進「環珠江口灣區」(下稱「 灣區」)成為大珠三角區域內一個既有優質生活、又有蓬勃經濟發展的核心地區,並就此願景提出原則性和方向性的建議,供三方各自進行規劃時作參考。」(4)

 

「宜居灣區」的討論方向集中於城市設計及連結,例如「綠網」﹝自然生態網絡﹞、「藍網」﹝臨海和河畔休憩空間﹞和「公共服務網」等主題,仍然流於空談,但已為「粵港澳大灣區」奠定雛型。

 

二:香港信譽大灣化加強控制

 

根據2017年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 推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見圖2﹞,區域化主要想做三件事,﹝一﹞是加強合作,減少競爭;﹝二﹞是鼓勵香港和澳門人到大灣區其他城市創業就業;﹝三﹞是引入香港在金融和專業服務上的國際信譽,協助大灣區其他城市國際化,一起「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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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說了等於沒說的廢話,二和三才是重點。在中國的主流論述中,香港近年被形容為僵化沒活力,必須靠「祖國」多番特別支持才能撐過來的城市,香港人卻不懂得感恩圖報,反而不斷與共產黨對抗,挑戰中央政治底線。大灣區要做的第三件事,就是給香港一個回饋「祖國」的機會。

 

大灣區內其他較未國際化的城市,需要建立國際上信賴和接受的制度和運作模式,以吸引國際投資者進場,過程中或許先由區域化才能有效過渡至真正的國際化,其中尤其是貨幣國際化和專業國際化方面,最需要香港協助。

 

以高等教育及科技研究為例,大灣區內有5間位列「QS世界大學排名」前100位的大學,乍看與世界其他灣區有過之而無不及,實際上5間都是在香港境內。這些院校近年陸續有計劃在大灣區城市開設分校或附屬醫院,從而整體提升大灣區學術研究的公信力和國際影響力。值得留意的是,香港各大學的科研學系,不少已經由「海歸」的中國學者掌舵,因此更有意志借香港之力幫大灣區一把。

 

至於﹝二﹞更是可圈可點。香港本來就很國際化,可以用國際城市的身位協助大灣區發展,但北京非要先拉香港進大灣區區域化不可,更明言要把香港人吸離香港。區域化的核心是制度趨同,無論是貨幣、法律系統和社會制度;香港行「一國兩制」,有自己的法治和國際認可的專業操守,才得以維持金融中心的信譽,除非北京決定將香港一制適用於大灣區所有城市,讓所有居民都享有香港人的基本權利,否則大灣區必定會與「一國兩制」產生矛盾,損害香港的自主和國際信譽。

 

香港資深時事評論員林行止因此反建議:「香港仍然保持不變,即保持與內地(「大灣區」其他城市)有別的獨特性(當然不是獨立),比如應好好守護對「大灣區」的經濟活動最具實用價值的司法及金融制度,而達此標的唯一方法,是令香港獨「善」其身。「大灣區加香港」(GBA Plus HK),相信遠較「粵港澳大灣區」(GDHKMC)實用!「實用」指的是香港對內地仍有利用價值,最低限度,香港的強項如法治與金融業應保持不變形不走樣,如此才能對「大灣區」的形成與拓展發揮積極功用。」(5)

 

要「利用」香港就須維持香港的獨特和自主,林先生的建議對大部分港人來說理所當然,但看北京近年對港政策,他們似乎是相信必須加強控制多於保護「特區之特」,而且不擔心傷害「特區之特」會破壞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以至大灣區的發展前景。近兩年,北京接二連三透過特區政府破壞香港的政治體制,從取消議員資格到計劃取締主張香港獨立的政黨,公眾對新聞自由的評價創新低(6),司法獨立排名又急跌(7),但破壞帶來的認受性損失(legitimacy loss)已遞減,公眾失去反抗意志,投資也沒有撤走的跡象。北京因此愈來愈有信心,按自己的想法發展一個不會反抗,只會賺錢的新香港。

 

所謂敬酒不吃吃罰酒。北京一邊給香港人「罰酒」,一邊賞「敬酒」,大灣區是香港人「無法拒絕的糖衣毒藥」,也算「敬酒」的一種。

 

大灣區規劃強調鼓勵香港人到大灣區創業就業養老,明顯是要利用大陸腹地的縱深,模糊香港明文的邊界,以及無形的制度,也讓更具生產力的內地大灣人,到香港取而代之。最直接的影響是,當長居於大灣區的港人數目日增,足以左右香港的議會選舉結果,甚至可以提出在大灣區投香港的票,令親北京的政黨無論在選票上和議席上都取得大多數,再無後顧之憂。

 

三:特區精英「政治順從私利先行」

 

有不止一位香港學者形容,鄧小平提出的一國兩制,並非什麼現代新發明,而是古代帝國對偏遠地區實行間接管治的土司制。由土司統治的地方聽命於天子,同時可以保留獨特而傳統的社會政治結構。(8)

 

土司制用現代政治術語翻譯,就是「非民主自治」﹝undemocratic autonomy﹞,由天子欽點的香港特首,上要跟隨北京的大方向,中要照顧親中精英的利益,下要香港一般平民百姓日子不太差,當然也不需要很好。

 

特首林鄭月娥在《施政報告》提及大灣區的段落說:「特區政府會積極參與推進大灣區建設,為香港推動產業多元化創造有利條件,特別是在拓展創新及科技發展方面。此外,我們會爭取為港人在大灣區學習、就業、創業、營商、生活以至養老提供更多便利,促進兩地人流、物流、資金流和訊息流,使大灣區能夠成為港人的優質生活圈。」(9)

 

這番說話可以看到作為香港土司的特首對大灣區的三個立場,首先是必須同意北京透過大灣區規劃加強對港控制的大方向;第二是向親中精英輸送利益,讓商界及專業界得到比CEPA更好的落戶及稅務安排;第三是「解決人民」,利用大灣區較廉價的生活成本,將難以負擔香港生活的長者或基層市民「疏散」到當地去,既減低針對政府的壓力,亦能將更多港人成為北京的「政治人質」。

 

另一邊廂,儘管區域化強調合作而非競爭,然而香港政府這兩年的經濟政策,還是以追趕深圳的創科產業為重心,不會接受自己繼續專攻基礎科研,然後將應用技術的主導權讓給深圳。香港科技大學畢業生汪滔在香港研究無人機,最終卻在深圳才成功營運大疆創新,至今還是特區高官和親中精英引以為鑑的教訓。

 

四:反對派缺經濟實力 港人欠政治出路

 

至於一般民眾,無論大灣區規劃如何,他們也無從置喙。所謂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實際上是土司和親中精英跟隨北京旨意起舞,當民眾連本地的關鍵決策都難以扭轉,中港之間簽的協議就更加遙不可及,如果不涉及香港政府開支和本地立法,連香港立法會也無權制止,更談不上提出另類可能。

 

大灣區這項聲稱關乎香港命運的區域計劃,在香港沒有進行任何公眾諮詢,也沒有不同選項,只能聽候北京公布細節。因此,「大灣區」成為主流傳媒日日講,但沒有香港人明白的政治密碼。

 

一名大學講師跟我說:「政府鋪天蓋地宣傳大灣區,其實會北上就業的早已去了,不喜歡的就更反感。有些中年男子變憤青,白天炒股上班,夜晚上網狂罵,有子女的想辦法送出國。」當香港政府不斷宣傳未來的光明不在香港,而在大灣區時,許多以香港為家的香港人,覺得無處可逃,卻不知如何力挽狂瀾。

 

香港政治反對派面對大灣區這個香港境外的話題,同樣無從發力,只能對主流論述作些修補。譬如身為立法會民主派召集人的莫乃光議員,在5月31日立法會有關大灣區的無約束力議案辯論上提出,「香港特區政府必須確保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其在法治制度、國際金融服務、知識產權、專業精神、資訊自由流通等方面的獨特優勢,以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中維持長遠競爭力」。(10)

 

香港稍有實力的本地資本家都靠攏北京,反對派在經濟發展上無力提出截然不同的主張,民心也更渙散,再苦口婆心呼籲北京磨刀霍霍之時尊重「特區之特」,無異於對牛彈琴。

 

作者朱凱迪為香港立法會議員

 

(1) http://bit.ly/2vmyljn

(2) 圖1和圖2取自香港立法會文件https://www.legco.gov.hk/research-publications/chinese/1718fs03-overview-of-guangdong-hong-kong-macao-bay-area-20180223-c.pdf

(3) https://medium.com/recall-hk/f-140cebc4f9dc

(4) http://www.legco.gov.hk/yr13-14/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cb1-795-1-c.pdf

(5) http://bit.ly/2OMVFi9

(6) https://www.hkja.org.hk/site/portal/Site.aspx?id=A1-1633&lang=zh-TW

(7) http://bit.ly/2OfVV8i

(8) https://cn.nytimes.com/opinion/20170703/china-hong-kong-xi-jinping/zh-hant/

(9)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17/chi/policy_ch03.html

(10) https://www.legco.gov.hk/yr17-18/chinese/counmtg/motion/m_papers/cm20180523cb3-587-c.pdf

最近更新: 2018-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