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看似高度整合，然構成此龐大機器運轉的各個環節，卻具有高度複雜度，進而形成中國獨特的模式。而中國模式之所以如此特別，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其打破了現代化理論中，「前現代─現代─後現代」的線性發展模式，在當今的中國治理場域中，由此可觀之此一前現代的政權，透過現代化的政策調適工具，並嘗試處理其與後現代社會的整合問題。本文將嘗試分析此三個環節之內涵，並探討中國如何達成內部整合。
前現代的政權本質
中國後極權政體的本質，具有排他性及指向烏托邦的意識形態、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一元化權力核心，以及權力核心對社會政治動員之特質，自中共建政以來，毛澤東為了實現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社會上透過多次的政治動員，以黨國體制的一元化核心為領導，試圖建構出中國特色結合馬列主義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並以此作為政權的正當性壟斷意識形態。
這個後極權主義的政體，政治上採高度集權的「列寧式政黨」，儘管有一個看似制度化的權力繼承模式，但這個甄補模式，並沒有形成西方現代化下受駕馭的制度主義，相關的規則變遷，例如2012年構成中央政治權力配置的政治局常委，從9人縮減為7人的重大變革，卻基本上仍在人治的架構下，利用黨國意識形態教化，大規模政治動員，來進行正當化宣傳。
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末30年間，是中共政治動員狂飆的年代，1980年後大規模政治動員開始減少，但並未消失，儘管1980年代後的政治動員減少了暴力色彩，但依然著重黨國的教育意義和意識型態灌輸，並且以「中國崛起」、「中國夢」等民族主義話語，激起內部的愛國主義，同時以民族主義，作為國際交往的驅力和對內部的正當性來源。
在國際交往方面，中國的大國外交，要做到減少外國勢力對中國政權穩定的破壞，避免國土喪失，並減少周邊國家對中國的疑慮，而隨著中國國力的提升，以及美國在川普上台後逐漸退出跨國協定的框架，中國當局更向外擴張，並試圖以國際穩定者的態勢來取代美國，舉凡一帶一路、國企大肆投資並收購西方企業、支持減緩氣候變遷的巴黎協定等等，中國追求在全球的框架中界定出大國崛起的位置，逐步取代美國成為第一強權，並且在權力轉移的過程中，同時確保國內民意的支持。畢竟在加深全球化的過程中，某方面來說也會加深對中國安全的威脅，快速增長的全球經貿和協定，可能會鬆動後極權主義的控制，但中國也可因全球化取得更先進的技術和資本，這是中共現代性治理下必須加以調適的困境，倘若中共調適成功，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提升，這不僅能服務中國國內的利益，也可以加強民族主義的話語權，最終的目的就是持續鞏固政權之正當性。
在內部統治方面，黨國體制的正當性來源，除了意識形態，即所謂「革命的先行者」、「歷史的選擇」之外，中共自鄧小平改革開放以來，逐漸改變意識形態發揮的作用。過去，意識形態佔據最高的指導性地位，各種政策都誕生於意識形態的需求，但在改革開放以後，意識形態逐漸轉變成經驗辯護的手段，以及在事後為政策辯護的工具，更重要的優先問題變成，如何對日常事務進行更妥善的治理，並且不斷保持經濟高度成長。中共對於良善治理的定義，並非來源於對公民社會自由民主的保護，而是以現代化的官僚制度，加以控制、治理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並且讓經濟成長維持在一個合理、令人民滿意的水準，在妥善處理日常公共事務和維持經濟高度發展之下，讓中共政權不斷獲得統治的正當性，改革開放後逐漸取代過去的政治意識形態控制，成為政權正當性的新來源。
然而，這個政權並未、也不能拋棄自身建構的光榮歷史、偉大的黨國神話，後極權政權因為意識形態而起，加上現代性的官僚治理術，以經濟發展、科技進步支撐政權的正當性，同時因為意識形態神話而無法否定自我，這是中共政權內在的矛盾，民族主義因中共煽動而起，鞏固了政權的合法地位，在步入現代性的同時，政權也無法拋棄意識形態的統治神話，而是必須加以轉換和調適。
現代化的政策調適工具
過去，沈大偉提出中共具有很強大的收縮和調適能力，在每次「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的過程中，每一次改革都會解決某方面的收縮，每一次調適也都會帶來新的問題，接下來又會進行調適和收縮，這個過程不是靜態的，而是一個一直處於變化的動態和互動的過程。為了應付現代化社會的各種挑戰，包括中產階級的興起、民眾對於環境保護的要求、對於知識和言論的開放、社會福利的要求等等，使得中共不得不對民意做出回應，但是在列寧主義政體的本質下，某方面因為強國家的特質，可以有效處理治理面對的挑戰，但是在另一個方面，也因為列寧主義標榜自上而下的動員機制，相較於民主制度，缺乏有效雙向地回應民意的機制，在國家步入現代化的同時，列寧主義的政體既是一個優勢，也是一個劣勢。
而中共的調適能力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中共在改革開放後，逐漸由上層的指導式動員，轉變為以回應下面、基層的民意需求為主，意識形態的動員轉變成間歇式，同時以符合現代化的宣傳形式加以包裝，技術官僚不斷加強國家的管理能力，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回應性，並將經濟改革的受益者納入政治體系之中，同時以高壓式的管制行使國家暴力對其權威的挑戰，並逐步在黨組織和人事安排上導入制度化的軌跡，或許中國的確面臨很多深層性的結構問題，但這個模式運行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堪稱良好且順利。直到習近平上台後，這樣一種調適能力正在逐漸喪失，沈大偉則進一步認為，目前中共只能執行有限的改革，未來很可能面臨經濟停滯的風險，導致政權出現更大的系統性危機。
黎安友也曾以威權韌性來形容中國共產黨，但由習近平上台後的作為觀之，過去的調適和彈性似乎正在緊縮當中，意識形態的動員又再度被拉高到頂點，同時公民社會的空間也正在縮減，習近平的反腐，表面上是為了處理黨國的正當性危機，但同時仍以反腐作為派系鬥爭的手段，大大影響中共內部的團結，並且破壞過去官方和公民社會的灰色空間，過去的模糊地帶和彈性正在流失，威權韌性正在消失當中，這是否會影響中共未來的調適能力，仍待觀察。
依照裴敏欣的觀察指出，由於中國的列寧式政權體制缺乏排他性和有效的問責機制，菁英共謀和濫用權力是該體制下的通病，經濟成長的優勢僅僅只能解決由於資源極度缺乏造成的問題，但無法有效根治資源分配不均，和政府缺乏監督所發的社會矛盾，中國社會不斷在承受更高的外部性社會成本，舉凡環境問題、貧富差距擴大、社會抗爭事件增加、官員腐敗加劇等等，菁英的勾結無法有效妥善處理上述問題，社會大眾也沒有一個制度性管道來表達不滿，在黨組織滲透能力下降、黨在群眾中威信吸引力受到侵蝕、黨內紀律遭到破壞這三大負面發展之下，中共的治理能力和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正在不斷遭受破壞，尋租式的權貴資本主義之腐敗，最後會讓共黨政權長期停滯，上述因素都會破壞中共的威權韌性，甚至是使體制走向崩潰。
在經濟面觀之，目前中國經濟成長結構所面臨的困難，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經濟成長高度追求所造成的困局，倘若中國依然利用財政政策持續推動經濟成長，很大程度上就會違反18屆3中全會所說的「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唯有提升自由市場在經濟之中的比例，才是符合現代國家發展脈絡之下的路徑，也正是中共當局所說的「新常態」。但是這個「新常態」的轉型模式，所帶來的經濟成長放緩，能否為目前中國人民所接受？倘若隨著經濟下滑，資本長年來過度集中引發的泡沫化，政權將面臨合法性危機，也就是前現代後極權政權的本質，加上現代性的治理術的調適、轉型失敗，而使中共很可能會崩潰，無法走向已開發國家之進程。
後現代社會的整合難題
中共目前的調適模式，對於其國內仍然有相當的正當性，儘管近年來中國國內社會抗爭不斷增加，每年的維穩經費也逐年上升，大體上尚能維持在一定程度的穩定，但是中共對於港台的政策施力，就顯得欲振乏力，甚至是有極大的負面效果，所謂的「中國因素」，已成為港台公民社會抵抗中國政策工具施力的負面標籤，對於新一代的港台年輕人而言，生活方式與社會價值的選擇問題，才是政治認同的核心。
以台灣的經驗觀之，台灣在民主化後經過20幾年來統獨的論辯，已經形塑出堅實的台灣人認同，並且越來越可以將經濟和身分認同加以切割，這正是後物質社會的特徵，越來越多人願意追求其他非物質層面的滿足，以及個人性的進步價值，包括廢死、同婚等等，這一點在後太陽花時代的年輕階層非常明顯，國民黨在2014年草率通過的服貿協議，最終遭致太陽花運動的反撲，所謂天然獨一代並不排斥赴中就業，也不排斥和中國來往，但他們的認同是和經濟分離，當中國可以用經濟成長推高國內民眾的認同時，這一套現代性的模式無法套用在台灣身上，當這兩種不同價值觀的社會發生衝突時，經濟問題反而更會凸顯認同的差異，在台灣經驗我們可以看到，認同是不會隨著商業來往加深而有所融合，台灣優先、民主機制優先已經大於對中國經貿利多的追求。
在香港方面，過去的香港人走務實主義，在港英的治理下，港人充分享受民主、自由和法治，儘管是有限度的民主，但也是在西方現代性意義下的民主，因此港人得以切割政治和經濟事務的認同，並習慣將身份認同和政策偏好分開，尤其是經貿政策。但是，在回歸20年後，中港一體化的矛盾越來越深，如今香港人也開始思索認同和經貿發展的問題，任何有關中國對港的經貿政策，即便是在現代性治理下對港有益的政策，也會遭致港人的質疑和反彈，港人對自己做主、港人治港的追求，已經高於中國經貿政策的利多，所謂一國兩制已經完全破產。
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多次重申「中央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權力關係是授權與被授權關係，並不是分權，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允許以『高度自治』為名，對抗中央權力」，顯示一國早已高於兩制，1997年對一國兩制的承諾完全破產，原先預期對台灣的示範效應，也變成更加負面的對照，香港人正在思索台灣人當年思考的問題，即可以為了經濟發展，拋棄對自我認同的探尋嗎？以及中共設定的經濟發展框架，中港一體化的進程，真的是香港人想要的模式嗎？中共念茲在茲的「支持香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不僅沒有發揮效果，港人看到的只有中國富人和中資的炒房，還有紅色資本的無盡投資，一般民眾並未享受到中共所說的經濟紅利，而在另一個層面，香港已是高度發達的社會，港人要的不是經濟的利多，而是港人自治的承諾，健全民主的體制，實現真正意義的普選。
討論至此，仍須注意到中共政權模式注定與港台等後現代社會不相容之命題，仍然存有悖論，港台社會對於中共政權本質的拒斥，其關鍵仍在於生活方式與社會價值的選擇問題，一旦中共政權能提出一套無設前提的整合方式，展現在文化、娛樂、科技、語言等面向的吸引力，將很有可能提供港台社會一套拋棄「民主/專制」選擇命題的正當性論述，換言之，後現代社會不必然就得繼續擁抱現代化意義下的民主治理模式，這與傳統的民主崩潰論不同，而是後現代社會解構前提，擁抱自我生活方式的選擇問題。
結論
就當前的情況觀之，中國治理模式已然跳脫西方現代化理論的線性發展模型，在經濟發展與治理工具快速現代化的同時，中國政權能仍維持前現代蘇丹主義式的政權本質，並持續透過意識形態教化、民族主義動員，來回應人民的正當性信任問題。而對於維繫政治權力的甄補制度，則包裹在黨國體制與庇蔭網絡之下，呈現高度人治的色彩。
在前現代政權本質的外緣，國家透過現代理性官僚模式的治理，構建了高度現代化的政策調適工具，體現在國家對公民社會強而有力的治理能力，包含對經濟政策的調整、社會維穩、言論及身份監控機制的全面提升，創造了中國政權的高度調控彈性。
當中國這樣一個前現代的政權，透過現代化的治理工具，來嘗試治理或投射力量到一個後現代本質的社會時，一個極為複雜且有趣的圖像便呈現出來，具體的案例可從中國因素如何進入香港或台灣社會窺知一二。目前看來，中國式治理模式面對港台社會高度個人主義式的自我認同探詢需求，仍未能提出一套有效的整合機制，換句話說，港台社會對於生活方式與社會價值的訴求，直接掙脫出中國所設定的發展主義框架，這將形成壓力龐大的正當性信任危機。
中國政權儘管目前在中國境內已發展出一套整合調適的機制，但作用在港台社會卻處處可見到整合不良的反作用力，一旦未來中國社會也逐步邁入後物質主義的社會，中國該如何調整其治理模式？中國對港台的治理或力量投射所產生的示範效應，會帶給中國社會正面抑或是負面的影響？倘若中國無法調適，未來中共政權是否會崩潰？
這些問題將涉及中國政權如何將整合的尺度，跨越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的不同性質，從目前的狀態觀之，有幾種可能的路徑：
第一、反應式威權、韌性威權的再調適成功：中國成功度過中等收入陷阱，以現代化治理技術逐漸走向已發達國家，並化解前現代政權本質所造成的正當性信任危機。面對步入後物質的中國社會，中共政權必須要持續發展一套整合前現代政權、現代治理與後現代社會的機制，並成功維繫現有的中國模式。
第二、和平轉型至西方現代意義下的民主制度：逐步開放政治自由，中共主動或被動釋出權力，轉型為民主政黨。前現代政權性質瓦解，走向現代化，回歸現代化理論的解釋範疇。
第三、中國崩潰論，完全轉型失敗：中國經濟轉型失敗，在走入已發達國家前就已泡沫化，因為經濟凋敝引發政治社會的動盪，進而造成中國的解體，現代化治理機制失靈，國家能力大幅消退。第二種崩潰的可能則是中國成功走入後物質社會，但在後物質的中國社會中，依循港台發展的脈絡，難以適應並接受中共目前這一套模式，進而引發政治動盪或革命。
參考閱讀：
- 黎安友、施道安，《尋求安全感的中國：從中國人的角度看中國的對外關係》，左岸文化，2013。
- 黎安友，《從極權統治到韌性權威：中國政治變遷之路》，麗文文化，2007。
- 裴敏欣著，《出賣中國：權貴資本主義的起源與共產黨政權的潰敗》，八旗文化，2017。
- 沈大偉，《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8。
- 徐承恩，《香港，鬱躁的家邦：本土觀點的香港源流史》，左岸文化，2017。
- 周雪光，《中國國家治理的制度邏輯：一個組織學研究》，三聯書店，2017。
- China's Future ,David Shambaugh, Polity; 1 edition , 2016/03/14.
- Taiwan's China Dilemma: Contested Identities and Multiple Interests in Taiwan's Cross-strait Economic Policy, Lin, Syaru Shirley, Stanford Univ Pr, 2016/06/29.
作者 邱亦睿 為政治工作者，許家睿 為國會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