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緣起
在筆者2004-2005年於東莞及上海兩地田野調查之前，筆者以為到中國大陸的台灣人應該都是當地台資企業的經營者或幹部，其中大部分應該是男性，如果有女性，應該都是這些男性台商台幹的隨行家屬，因為大部分的移民研究文獻與台灣的新聞媒體都是這樣描述的。但是當筆者實際到當地後發現，台灣女性雖然數量上比台灣男性少，但是很容易在不同的聚會場合中遇見，而且當中自己本身就是台商台幹，並非隨行家屬的也不少。在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動與熟識後，筆者發現這群台灣女性在當地的生活經驗似乎與她們「洗腳、唱歌、包二奶」的男性同胞有相當的不同。即使同為台商台幹，她們的生涯規劃似乎相當程度上與強調「賺錢與升遷」的男性同胞有差異。與男性受訪者相比，女性受訪者在兩岸之間來去的決定更容易受到當時婚姻與家庭狀況所影響1 ，而這個因素似乎是被當前的台商研究所忽略。因此，筆者認為對當地台灣女性的移居動機與生活適應作一些描述，以便未來進行相關討論是有必要的，但也為了在有限篇幅內集中焦點，本文只討論單身的台灣女性，至於已婚的台灣女性留待其他學者專家討論。
貳、動機：尋找出路
筆者2004/5年與2008/9年期間，在田野調查期間陸續熟識二十餘位不同背景 2的受訪者，筆者發現對女性受訪者而言，她們移居中國的動機與移居後的生活適應相當程度上受到當時婚姻與家庭的狀況影響，而此一影響又與受訪者當時的年齡有關。筆者也發現，受訪者移民之後定居的意願，相當程度上也與移民後在當地的婚姻與家庭狀況有關。如果將這二十餘位區分為已婚及未婚，再將未婚的受訪者依照「離開台灣時的年紀」來劃分，我們可得到兩個組別：A組為20-25歲，與B組30歲以上。這兩組同為單身，但年齡有些落差的受訪者，她們的遷移動機與影響定居因素的似乎有明顯的差異。所以筆者主觀的以此一分類方式，來討論這單身女性受訪者的移居經驗 3。
一、發現人民幣
首先討論A組，這組年紀較輕但數量也較少的受訪者。筆者發現，雖然這些受訪者至少都在台灣接受十二年以上的教育，但是彼此科系背景差異極大，而且到大陸之前的工作經驗非常有限，可是多半在當地台商企業擔任機要秘書或是會計的工作。當筆者詢問她們為何到大陸工作時，筆者得到的答案都是像是「在台灣找不到[適當的]工作阿，我覺得像垃圾一樣，所以跑來這邊上班」這些與男性受訪者並無重大差異的答覆。當筆者詢問，她們如何在缺乏相關學經歷的情況之下，能夠成為當地台商企業的核心幕僚時，筆者得到了「運氣好，所以到這個工作」這類模糊的回應。在筆者進一步訪談與觀察之後發現，這些年輕受訪者的確在台灣都面臨到就業困難，但是其中除了受訪者N之外，其他都是在家庭近親（父母親、叔叔、阿姨等）的協助之下，得到在大陸的第一份工作，或者第一份工作的實際雇主，就是受訪者的近親長輩。
如同一位男性受訪者提供的資料顯示，這類年輕的單身女性「很多喔～」，為什麼能夠在年輕又缺乏學歷與相關工作經驗的情形下，畢業後的第一或第二份工作就是在中國大陸，並且「一個月四五萬塊〔台幣〕，有宿舍還有司機接送」？對這群年輕且單身的受訪者而言，雖然移居大陸的動機與男性受訪者一樣多半是出自台灣就業市場已經飽和，必須另外尋找出路的因素，與自身婚姻家庭狀況無關，但是台灣原生家庭所提供的社會網路，才是讓移居中國成為事實的關鍵因素。筆者無意暗指這組受訪者多半是「靠關係」才得到移居後的第一份工作。事實上，在社會資本的研究當中，「關係」（社會資本）本就是影響個人就業的重要因素。但是要特別指出的，這組受訪者所依靠的「關係」，幾乎都是從台灣家庭父執輩經營而來，這一點與男性受訪者及B組受訪者的「關係」主要來自受訪者自身社會網絡是不同的。
二、尋找新天地
現在討論B組，人數較多，但是離開台灣時已經超過三十歲的受訪者。雖然這些受訪者教育程度各異，但是移居大陸前都在台灣有了相當的工作經驗。當A組受訪者在移居過程當中在當地有來自於原生家庭衍生的支持，這組受訪者在移居之前與當地社會（或當地的台灣人）並無任何密切關係。為何在台灣工作穩定，大陸又沒有親人的情況下，選擇放棄台灣的生活，到大陸重新開始呢？面對筆者這樣的疑問，這組受訪者當中多數給了「我朋友要我來跟他來這邊試試，看有沒有新的機會，我就跟著過來了」，表示移居大陸是為了想要試試看不同的工作環境，似乎與年齡相仿的男性受訪者相同，不是為了躲避台灣的失業壓力，而是為了開創新天地而來。可是當筆者與這組受訪者經過一段時間的深入瞭解後，這些在一開始表示為了「發現新天地」的受訪者，表示她們是在一個「跟他離婚/分手之後，才下定決定來這邊」的情況下到了大陸。也就是說，她們雖然在台灣已經有了穩定的工作與生活，雖不滿意但可接受，也想過到異地尋找新的事業機會，但是「想要結束一段不愉快的婚姻/兩性關係，到大陸重新尋找新的生活」，才是讓她們下定決心要離開台灣的原因。
在此處關於動機的討論當中，我們發現，本研究女性受訪者的移民動機與古典經濟學所主張的「收入決定論」是有相當程度的不同4。對本文的單身女性受訪者而言，婚姻家庭在移民的過程中的角色雖不若已婚女性受訪者與男性受訪者重要，但都有相當重要性。對男性受訪者而言，婚姻與家庭的重樣性是不如經濟學的「收入決定論」更具關鍵；對已婚女性而言，移居中國大陸是主要為了維持既有的婚姻與家庭，而非「追求更高的收入」；對成熟的單身女性（B組）而言，移居中國大陸的關鍵因素是為了結束在台灣不愉快的婚姻與家庭關係，而非表面上陳述的「追求新的工作環境」；對年輕單身女性（A組）而言，雖然動機比較接近經濟學的解釋，與自身婚姻感情狀況關係不大，但是台灣原生家庭的協助，才是使移居能夠順利的關鍵因素。
參、定居：情感的歸宿？
她們移居中國大陸之後的生活又如何呢？筆者發現，當受訪者一方面高興的談論上海外灘美景與深圳羅湖商場購物經驗，另一方面卻對筆者「生活這麼好，那你應該會長久待下來囉？」的問題不知如何回應；當受訪者一方面鼓勵筆者可以考慮日後到大陸發展時，另一方面對於筆者「你覺得你會待多久？」的問題沈默時，筆者一個直覺的反應是，上海外灘的的咖啡與南京西路上的久光百貨（或者東莞的上島咖啡與虎門盜版DVD），真的可以滿足受訪者的需求嗎？
一、生活不是只有吃飯跟逛街
我們先把焦點放在A組，這些在台灣有相當工作經驗、積蓄與生活品味的受訪者。她們有的是在台灣就安排好移居後的工作，有的卻是持著「還有積蓄，就先來看看」，一開始並不急著找工作，也滿意當地的物質生活，可是卻有著某些失落感，最後接受待遇不如預期的工作。例如，受訪者Y談到她剛到上海時的生活時表示，「當時因為SARS爆發，大部分的跨省活動都取消了，我哪裡都去不了，每天待在家裡，有一天我突然哭起來，發現生活不能只有吃東西跟逛街，我在這裡沒有工作，沒有朋友......」。雖然Y也稱讚外灘的風景與南京西路上的商廈， SARS爆發之後，各種跨省活動管制或取消，讓她覺得一人被困在上海孤立無援，最後在台灣朋友居中安排下，她在上海的一家中港台合資的企業找到一份工作，這份工作雖然薪水只有原來在台灣的一半，可是她卻感到很高興，因為「我非常幸運了......很多人在這邊都不快樂，因為沒有工作，沒有朋友......」。
我們從受訪者Y的例子知道，女性受訪者移居之後的生活並不如她們平時描述的光鮮亮麗。雖然昔日工作的積蓄使她們可以輕鬆地享受當地的物質生活，不急於尋找下一份工作，但是她們也因為在當地沒有適當的工作與社交而感受到孤獨與寂寞。對她們而言，藉由工作來擴大生活圈，這比工作本身帶來的收入還要重要。因此，為了能夠滿足這項目標，她們自願從事與自身知識技術不相稱的工作（例如在台灣的中階主管，卻願意在大陸擔任總機小姐）。當主流的移民研究顯示，由於國籍與性別上的雙重劣勢，女性在移民之後常被迫從事收入較低的工作。我們發現本研究的已婚訪者是在一個自願的情況下，願意從事薪資報酬較低的工作，只是為了增加與當地台灣人的戶動機會。這顯示了她們在當地的生活適應，並沒有適應外界想像的順利。
這個不順利的現象，並不是受訪者在移民前所預期的，也被一般的新聞媒體討論所忽略。當筆者請受訪者回溯自己的記憶，她們在移民前是如何想像移民後的生活時，她們承認當時低估了移民過程中生活適應的問題。她們認為，由於兩岸在語言與文化上差異性低，移民到中國大陸應該是一個「同文同種」之間的生活空間移動，不認為會有生活適應的障礙。另外，受訪者自身積蓄或收入充裕，加上大陸當地民生物價普遍比台灣低，使受訪者認為移民後應該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質生活。可是定居之後才發現，看似豐富的物質生活並不能滿足自己，所以才會有「生活不能只有吃東西跟逛街」的感嘆，進而希望透過各種機會與當地台灣人建立社交圈的渴望。
二、庭院深深深幾許5
在上一小節的討論當中，我們看到移居後社交生活無法得到充分滿足，使受訪者產生情感上的失落。如果進一步分析，我們會發現這種失去社交圈情感上的失落，更顯現在對異性伴侶的期望與失望上。筆者發現，不論是A組或B組的受訪者，她們定居的意願相當程度受到在當地是否有適合的婚配對象所影響。
目前關於兩岸通婚的研究顯示，大部分的通婚現象是發生在台灣男性與中國女性之間，而且相當程度上符合「婚姻斜率」（marriage gradiant）的預測。也就是說，由於兩岸目前在發展上的差異，95%的兩岸通婚是由台灣男性與大陸女性的組合，關於台灣女性與中國男性通婚的案例與研究都非常少。此一不均衡現象所表示的「台灣的各項發展大致上較為先進」的印象，與「兩性互動關係中，男性大致上比女性具備較高地位」的期望，使大部分的未婚受訪者並不願意與當地男性交往，更不用說是發展可能的婚姻關係。在B兩組共十餘位受訪者當中，只有4位曾經與當地男性有過交往經驗。為什麼大部分的單身受訪者（特別是年紀較輕的A組）不願意與當地男性交往呢，我們藉由受訪者L與N的反應來說明。
我問L，「你有跟這邊人約會過嗎？你這麼可愛的，這邊應該有很多男生想追你吧......」 她說，「沒有啦......唉唷，是有一個男生，他問我要不要坐他的腳踏車。他要騎腳踏車帶我出去玩。我不要坐他的腳踏車......」午餐之後，我們在餐廳門口分開，我看她繃繃跳跳的攔一輛計程車離開。
（田野日誌14/11/04）
東拉西扯聊了一堆為什麼來了好幾年卻依然單身，W開玩笑要我介紹男朋友給P時，我突然問，「你今天怎麼過來的？」P說，「司機開車載我過來的阿。」「那司機呢？」我接著問，「在外面等阿。」我說，「這樣當然很難啦，這邊大部分男生只能搭公車坐地鐵，或偶而打D，你是司機開車載來，如果他們知道這樣還敢追你，你也會擔心他們是不是別有企圖阿」。W接著說，「下次你要司機提早一個路口讓你下車，讓後跟人家說你坐公車來。」三人笑成一團。
（田野日誌01/09/09）
在筆者田野調查以及過去的研究發現，大部分在大陸的台灣人仍受顧於台資企業，而同一家台資企業當中，台籍員工通常位居中高階管理階層，因此收入通常是同大陸籍員工2-3倍以上。這種收入差異，幾乎遍及所有產業，也普遍存在於女性受訪者與大陸男性同事之間。這種收入上的差異不但帶來了購買力上的差異，而間接促成了生活品質與休閒活動在物質上的差異。例如，幾乎所有的受訪者都是居住於半封閉性的台籍員工宿舍或有警衛定期巡視的小社區（而非是當地集合式住宅），出入交通仰賴公司專車接送或搭乘有固定合作關係的私家車（而非路邊打D、當地公交車或摩D）6，消費場所多為西式、台式餐廳（而非路邊大排檔）7、明亮開放的百貨公司或大賣場（而非擁擠陰暗的當地市集）。每當週末來臨，女性受訪者容易將搭乘公司安排的車輛到羅湖商場（或上海市中心）逛街、享用豐富的中餐（或下午茶）、打保齡球（高爾夫球或是沐足），然後在晚上搭乘特定私家車返回住所，當作辛苦工作一週後的正常休閒活動。
然而對她們的大陸籍同事而言，搭乘交通車到市區之後，在當地市集購買日用品、狹小巷弄中的路邊攤用餐、然後在傍晚搭公交車或摩D回到住所，才是常見的休閒的生活。因此，雖然受訪者L希望在中國大陸尋找到適合的異性伴侶，並不令人驚訝的發現L拒絕與當地男性發展一段可能的「腳踏車羅曼史」；雖然外型甜美的P也希望有穩定的交往關係，但是位居管理階層，出入有專門車輛及司機接送的生活模式，使P與當地男性的交往變的不太容易。筆者並非表示收入的差距是台灣女性與大陸男性交往的重大障礙，也無意指涉台灣女性是「現實的」。但是重大的收入差距會使台灣女性與大陸男性在生活形式，甚至文化品味上（「要能夠進得起西餐廳吃牛排才有可能知道如何拿刀叉吧」，P說）上有不小的差異，這些差異進而降低了兩者交往的可能。
如果單身受訪者認為中國男性是「不合格」的交往對象，那她們又如何看待生活週遭的台灣男性呢？台灣男性是否可能合乎她們的要求呢？筆者發現女性受訪者普遍認為「在大陸的台灣男人都是好色的，只有程度的差別而已」。因此，台灣男性自然不是適合的交往對象。「如果你在這邊想要找個好男人交往或結婚，你應該回台灣去找。這邊的台灣男人都要畫一個大叉叉」是受訪者N（二十三歲）在到從其他朋友得到的建議。這個建議顯示了當地台灣女性如何看待當地台灣男性。對台灣女性而言，台灣男性不適合成為穩定的交往對象，因為台灣男性不是太忙於工作，就是太容易與大陸女子有緋聞或享樂於歡場。當地的台灣男性也許是個工作上的好伙伴或好朋友，卻不是終身伴侶的可能人選。當大陸男性與台灣男性都不適合成為可能的伴侶，可以清楚感覺到一種「情感上的寂寞與失落」存在於單身的受訪者之間。
隨著時間推演，兩岸各方面發展逐漸接近，中國大陸也越來越接近自己所宣稱的「文明社會」，當筆者2008/2009再次田野地時，發現程度上這種情感上的失落似乎得到某些程度的緩解，雖然次數不多，但是已經可以從不同的方向聽到「那個XXX，她的男朋友/先生就是這邊的」，似乎單身台灣女性也逐漸開始願意接受與當地男性交往，發展可能的穩定關係。然而進一步瞭解，筆者發現這些與當地男性交往的台灣單身女性，似乎都非常低調，很少與交往的當地男性一同出席台灣人為主的社交場合，有些「爸爸媽媽還不知道」或「很少說，幾乎都是確定要結婚才跟大家說」，與台灣一般「一起來吃飯，介紹自己男朋友給大家認識」的交往模式有所不同。這種低調的反應，顯示雖然時間稍微改變了台灣單身女性的看法，但為她們來說，「與當地男性交往」仍然不是容易跨越的障礙。
肆、小結
過去的台商研究顯示，在中國大陸的這群台灣人幾乎都是以男性為主，為了工作而到對岸，他們在對岸最終定居與否的因素仍取決於未來的工作展望。但是在本文當中，我們發現，台灣女性移居中國大陸的經驗相當程度上受到自身婚姻與家庭情況所影響。對已婚的受訪者而言，她們明顯是為了家庭團聚而移居大陸；對未婚且在台灣已經有相當工作經驗的受訪者而言，結束在台灣不愉快的感情/婚姻關係，到中國尋找新生活的機會，才是更深層的移居因素；未婚且年輕的受訪者而言，雖然動機比較是因為單純的工作考慮，但是台灣家人在她們尋找工作機會時所提供的「關係」（社會資本），才是讓她們成功移居的關鍵因素。
雖然我們發現婚姻與家庭因素對大部分女性受訪者的移居動機有影響，但是影響的程度上與方向上各有不同；而受訪者移居之後的婚姻與家庭狀況，又進一步的影響了受訪者定居當地的意願。對於已婚的受訪者，雖然物質生活不虞匱乏，但是由於配偶經常忙於工作，使家庭生活並未達到原先所預期，再加上在當地缺乏適當的工作與社交圈，她們的言談中傳達出一種「庭院深深」的寂寞感。至於未婚的受訪者，這種「庭院深深深幾許」的孤獨感更可以從她們對於異性交往伴侶的討論當中感受出。傳統「婚姻協率（上嫁下娶）」的兩性交往模式與台灣男性的「花名」在外，讓她們既不願意與大陸男性交往，也不放心與台灣男性有進一步的互動關係。這種當地生活的孤寂感可能比兩岸之間的工作前景更影響了她們定居當地的意願。
陸、參考書目
Lin, P. (2007). Easy to Move, Hard to Settle Down---Taiwanese People in China,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Oxford, Oxford.
作者林平為牛津大學社會學博士，現為國立中正大學政治系助理教授，聯絡方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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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智庫之立場）
註解：
1.在本文當中，這種「婚姻與家庭」的影響，並不是說女性受訪者的各項選擇是為了「維繫現有婚姻與家庭」，而是說女性受訪者在兩岸之間的重大選擇，其實都與她們對兩地之間「現存的」與「可能的」婚姻與家庭所想要採取的策略（例如是「追求」、「維持」還是「排斥」）有關。
2.例如年齡、職業、教育程度、本身（或近親）是否為當地台商台幹。
3.為了受訪者的隱私，以下相關討論都經過匿名處理。
4.筆者並非表示本研究的女性受訪者完全忽略了經濟因素的考慮，而是說對本研究的女性受訪者而言，非經濟因素的考慮才是關鍵因素。
5.筆者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筆者無意「批判」或「評價」大部分受訪者這種「庭院深深」的感受，也不認為這種感受是「父權主義的色彩，意圖將女性的角色限制在家庭當中」，只是希望描述大部分受訪者的生活感受。雖然她們背景各有不同，但是都希望有更滿足的家庭生活與社交圈，可是脫離了原有的生活圈，新的生活圈又不能滿足需求，總是有一種處在深宮大院的孤獨感。至於這種孤獨感是否「應該」存在，並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
6.打D是台灣所稱的計程車，而摩D即以摩托車作為載客交通工具，兩者皆依路程遠近計價。
7.最常見的台式餐廳像是藍鳥或上島咖啡，在2004/2005年時，一晚的餐點一人約50元人民幣，而當地路邊一份炒飯或炒麵只需要5-10元人民幣。